“沙县小吃”，几十个平方米的店面，小巧整洁，装潢风格统一，品种丰富，风味独特，经济实惠，颇受欢迎。然而，沙县小吃从偏处一隅的地方特色貌似突然之间走向全国却不是自我演化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政府之手的大力扶持和强力助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沙县为解决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就业增收难题，决心把本县小吃制作的传统工艺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专门成立了“沙县小吃办公室”，强化培训，规范标准，核准使用统一的“注册商标”，采用连锁经营业态，将每年12月8日定为沙县小吃节，还举办了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走进中国小吃之乡——沙县”大型演唱会，乃至推广到澳门、台湾等地市场。如今，沙县小吃在全国“攻城拔寨”，成为许多城镇的街头一景，其品牌意识、时代意识和开拓意识不断明晰强化，已形成产业规模。据统计，当地群众外出经营“沙县小吃”的已达1.3万余户，近6万人，约占全县农村人口总数的30%和农村劳动力的70%，农民经营小吃业年收入近5亿元，沙县小吃不但给广大居民带了便利，而且已成为沙县破解“三农”难题的一项重要举措，成为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渠道，并以此带动沙县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成就显著，得到各级领导及专家的肯定与支持。
“小吃”成为沙县的名片，成功走向全国，其身后更为深刻的课题是：土地问题、“三农”问题。
当“沙县小吃”做得风生水起、全国闻名时，当独特的“沙县小吃经济现象”广受关注时，当外出的沙县人把一年创造的数亿元财富变成家乡的一座座新楼时，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外出经营小吃或打工，家乡的田地慢慢被闲置——“人走地荒”，反过来又为民间自发的土地流转和集约经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自发流转土地的面积越来越大，一系列问题也接连出现：直接发生在承包经营农户和种田能手、养殖大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土地升值后，农民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租赁方经营不善时，农民有限的地租得不到保证，乃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口头和不规范的民间合同，租赁方自身权益也得不到保证，担心农民违约毁约，随时收回土地，不敢加大投入，制约着规模经营。民间私下的土地流转，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农民不踏实，租方不安心，难以持续发展。针对以上弊端，政府再次“该出手时就出手”，沙县在福建省范围内率先构建“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工作机制和服务网络。2011年5月16日，沙县源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挂牌成立，该公司由县农业局负责组建，由县财政局拨付200万元作为信托基金。公司在11个乡（镇、街道）成立土地信托分公司，经营班子由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人员组成。源丰公司对信托农地实行统一信托、统一流转、统一分配；已流转的农地全部纳入信托公司管理；对有流转意向的土地，公司通过统一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费（农户的田地租金）从委托方手中获得土地，进行集中整理，并将集中后的土地调整成片，进行整理开发，通过招标、竞拍、租赁等形式向外发包土地或实施项目，获得的收益用于返还土地流转信托基金、委托方分红及信托公司增资扩股。对流转过程中信托土地因改造、改良所产生的增值溢价部分，农户还可以得到部分溢价的二次收益。这样的做法，加深了农村土地流转组织化程度，引导土地流转从无序流转、小面积自发流转向规范流转、规模流转转变。三级网络，如神经末梢遍及身体各处，保障了流转信息的上下通达和及时有效，因其简便和保障度高而受到承租方和农民的欢迎。沙县土地流转信托，是在坚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改变农地属性、不改变农民承包权的前提下推行的，土地流转信托，让沙县现代农业活力迸发，大批荒废零散的土地迅速向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经营大户、种植能手集中，农业机械化耕作综合水平快速提升，沙县2013年已实现土地流转近13万亩，占沙县全部耕地的65%，是全国土地流转率的3倍多，沙县农民人均收入9113元，比所属之三明市平均水平高出一成一。
2013年9月，福建省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广沙县开展土地信托流转的模式。实际上，沙县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由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土地信托流转，而这并不是沙县的首创，早在2001年，浙江绍兴就出现了“土地信托”，后来又出现的湖南益阳模式、浙江杭州模式、陕西农田托管（托田所）模式等，原理与运作基本一致。政府出面成立信托服务机构，协调、引导、规范、促进土地流转，但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度推进，农地越来越向现代农业企业名下流转集聚，越来越需要规模化、高科技、高投入的种植养殖、科学管理开发，单纯的政府土地流转信托机构的软肋、弱点就显露出来了：无法解决现代农业企业的融资需求。
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其中又以中信信托和北京信托两种模式最引人关注。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加入资金信托计划，解决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这大体上就是所谓结构化混合型设计的“中信信托模式”。“北京信托模式”则采用“土地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的双合作社设计，从而形成“财产权信托”和“资金信托”平行推进的“双信托结构”。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观察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通过逐步实现的农户让渡权利、政府有形之手、农企科技助力、金融信托下乡几方面行动、力量与影响的叠加，形成良性互动与合力共振，可以做到：首先，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完善农村土地所有制，构建“土地看护人”机制，实现农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其次，通过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充分实现土地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粮食产量与农林牧渔产品品质。再次，保障农民持续性分享土地级差收益和土地市场化成果。最后，最重要的是，通过信托模式，解决农村发展的融资问题，创新农村金融体系，以资本为纽带，促进协作与分工，使财富的分配能够在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寻找平衡，使土地资产通过制度安排实现资本化的过程，使农民分享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金融普惠和资本分享。通过观察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土地流转是一个从单体试点走向全国推广、自幼稚逐步成熟、由“星星之火”发展成“满天星斗”、从“便利小吃”晋身为财富盛宴的发展脉络，土地流转的成熟完善与成功推进，必将为我国解决国家粮食安全、人民食品安全、“谁来种地”等等问题，在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积极、基础、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作者为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本文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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