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30多年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正在发生缓慢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可能是划时代的,将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仍处于白热化阶段,但劳动力市场的信号表明,中国已经大步越过了这一拐点。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求人倍率已经于2011年转为供不应求,特别是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求人倍率大幅上升,这与近年来大城市的“保姆荒”不谋而合。
展望未来10-20年,预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形势会进一步趋紧,理由有三:一是虽然已经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但各国经验表明,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生育率会不可遏止的出现自然下降,中国亦难逃这一规律;二是随着单独二胎,甚至二胎的全面放开,部分女性劳动者会退出劳动市场,回归家庭抚养后代;三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必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极强,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可能进一步紧张。
从国内角度而言,劳动力供给形势的逆转,意味着中国可以接受更低的经济增速,并出台更为严厉的调结构政策。以往中国强调保证较高的增长速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要保证就业,避免引发失业压力。但从现在起,只要经济增长是有序回落的,也不大会带来失业潮,这也意味着即使强力推进淘汰产能过剩,某些行业释放的劳动力将会很快被其他行业所吸收。
从全球角度而言,这一变化将带来更为巨大的影响,过去20年全球低通胀、低利率的环境将趋于结束,利率中枢和通胀水平都将出现上行。
在经济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当有丰富的劳动力供应时,经济倾向于降低对资本的需求。这一点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自90年代以来,全球市场利率逐渐走低,特别是以美国公债为代表的长债利率,货币政策周期只能引发利率的短暂波动,而难以改变长期向下的趋势,原因很可能就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劳动力大军加入国际分工,对资本产生了强烈的替代作用,导致资金充裕且价格低廉。
但这一替代过程行将结束,未来要继续提升劳动生产率,要么进行资本深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要么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两者都要求增加资本投入,造成对资金需求的上升。因此,除非有新的大规模劳动力进入国际分工,否则全球市场利率的上行可能只是刚刚肇始,而2013年中美市场利率的跳升可能只是长期上行趋势中的第一次短期波动。
同时,中国劳动力价格已经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廉价劳动力优势正日益被削弱,这将从两方面推升全球的通胀中枢:一是过去20年中,廉价的中国商品充斥于各个市场的局面难以为继,中国制造的价格将逐渐上升,而廉价的中国商品,是多年来压低欧美国家通胀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二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规模是如此庞大,直接导致多年来全球劳动力价格上升缓慢,而随着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欧美国家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将增强,很可能出现“收入-通胀”螺旋上升的局面。
如何适应中国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影响,推出合适的政策来化解冲击,无论对中国还是全球,都将是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挑战。
(本文作者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发稿:张金栋/何巨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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