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刚
最近，媒体报道了两起发生在基层的普通刑事案件，读来耐人寻味。
一起是吉林磐石市朝阳山镇67岁的独居老人赵某，于2013年10月间，为烧柴取暖，到附近国有林场经营区内，用手锯砍伐天然林幼树及成材树共72株，其中成材树34株，内含国家珍贵树种黄菠萝15株。今年1月19日，赵某因涉嫌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检方公诉。
另一起是，2013年的一天，在浙江丽水打工的肖某和王某，因为想吃野味，就带上弹弓、钢弹、手电筒，来到丽水某工业区附近打鸟，一个小时猎获21只麻雀。检察机关认为，王某和肖某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用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触犯了刑法。今年1月14日，两人被丽水市莲都区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各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两起案件的案情都非常贴近生活，甚至让我想起儿时乡村的田园生活。
但对比《刑法》的规定，上述两起案件的当事人的确涉嫌犯罪了。《刑法》第344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按照相关司法解释，“非法采伐珍贵树木2株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使珍贵树木死亡3株以上的”，属于上述“情节严重”范畴。因此，赵某恐怕得面临至少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对于后一起案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涉嫌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责。
现代社会，动物和植物已成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此，立法逐渐加大了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不过，侵害环境资源等犯罪属于法定犯，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被列为犯罪，不像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侵犯人伦的犯罪（自然犯），后者严重侵害人类的道德情感，具有天生的悖德性，认识它们的危害性容易得多。
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侵害动植物的违法与杀人放火的违法是不同的。甚至于，有的人对侵害动植物的行为不当一回事。而法律是否应该根据不同的违法性认识区别对待呢？换句话说，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这事是错误的，国家为什么还要惩罚我？这提示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肯定违法性对于定罪的价值。德国、日本的刑法学界围绕这个问题有诸多学说和争论。不过，争论归争论，违法性仍是德、日两国刑法考察犯罪是否成立的重要条件，缺乏违法性就不构成犯罪，没有违法性，即使责任再重大，犯罪也不成立。就上述两案而言，对照法律规定，无论是赵某伐树取暖，还是肖某和王某用弹弓打麻雀，其行为无疑都涉嫌犯罪。在这里，定罪强调的是他们的行为违法的性质，但不考虑他们对法律细节是否有清楚了解。
其次，违法的原因也要加以考虑。若以上三人对相关法律确实不知晓，也无从知晓，于是稀里糊涂地犯了法，对此，法律是否应该给予适当的从宽和同情呢？法盲当然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但法盲有可能是国家制度或者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如教育落后、生活贫穷等，司法不该无视这一点。
而要增强人们对法律的认知，又不能不回到法制宣传教育这个起点上来。
多少年来，我们的法制宣传教育形式主义泛滥，表面文章做得多。例如，张贴几个“抢劫银行当场击毙”的标语，悬挂几张领导视察的图片，组织几个违法犯罪人员现身说法，或者让民众参观几回庭审等。尽管这些做法也能起到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但总的来看不能深入人心。这样的法制宣传教育，其功效如何不难预测，上述案例就可见一斑。
如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值此新的历史时期，法制宣传教育不能再局限于当年“送法下乡”的老路。城市在发展，乡村在变化，法制宣传教育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寻找新的宣传途径，使其真正融入法治中国建设的大潮之中，发挥其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功能。
果真如此，伐树取暖与弹弓打麻雀之类案件一定会不断减少，直至不再发生。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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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