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

小 宝

虚构的文艺作品里，最好看的黑道是马龙·白兰度出演的教父；非虚构的真实生活中，最迷人的黑道是海上杜月笙。

高阳说杜月笙“逆取顺守，最终修成正果”。这是说他做事：烟赌起家，然后上海滩大亨，进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恒社领袖、上海地下抗战指挥……一步一步脱黑入白，最后收名于蒋介石的挽额“义节聿始”。新中国方面，至少尊他为爱国人士。

然而，这些事功，放进世界黑道老大博物馆，并不算亮眼。有的是更震撼、更高端、更曲折、更好玩的故事。杜月笙之胜，不在做事，而在做人。

有两种杜月笙的传记值得一读。一是章君毂的《杜月笙传》。章著杜传，是杜月笙传记的开辟之作，全面记录他门生弟子的集体回忆。另一种是拾遗所著《杜月笙外传》。拾遗是杜月笙秘书胡叙五的笔名。去年，香港重出《外传》，恢复作者原名，书名改为《上海大亨杜月笙》。章君毂笔下的杜月笙是一则传奇，胡叙五笔下的杜月笙是一个人物。人物比传奇更真实。拿两种传记参照而读，可以看清杜月笙行事为人的不同凡响。

杜月笙的高明，第一条是他不贪财、不爱钱。小人物也可以说自己不贪财、不爱钱。但我们没见过大钱，没赚过大钱，标榜清高没有多少分量。杜月笙是赚钱的能人，敛财的高手。当年的三鑫公司是上海黑色经济的旗舰，不义之财的金库。他后来还开过银行，经手提调的大单生意无数。可是他临死之际，处分的遗产不过十万美金。这十万美金，还是朋友替他存下来的。

杜月笙的钱，很多取之无道，但散之有道，用得其所。胡叙五说：“他未必笃于疏财，但能够张眼吃亏；他未必果于仗义，但能够热心好胜。他的金钱像潮水般涌来，依旧让它像潮水般淌去。凭着这些身外之物，他从四面八方，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930年，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大罢工。法国总领事无计可施焦头烂额之际，被迫请出杜月笙调停。他和资方与工人代表数度磋商，条件渐渐谈拢，但双方在价钱上还差四五万块钱。杜月笙此时一面向法资担保限日复工，一面答应工人一个铜板都不会少。结果他自掏腰包垫出了相当于今天几百万的差价，“做媒赔了女儿”，维稳平权两相宜，皆大欢喜。

我特别喜欢章君毂讲的一个故事。杜月笙初入黄金荣门下，领到第一笔奖金，黄金荣的老婆桂生姐给了他一大笔钱。黄金荣说，小孩子怎么能给这么多钱。桂生姐坦然应对，我这是试他——假使他拿了钱去挥霍，狂嫖滥赌，那他再能办事，不过是个小白相人。假使他拿钱去存银行买房子开爿店面，那他就是一个不合行当的普通人。现在他花大笔钱清理旧欠，结交朋友，等于说他不但要做人，还要做个人上人。我断定他才堪大用。

这个故事点明了杜月笙一生散财的逻辑。实际上，杜月笙看淡钱财，“张眼吃亏”的胸襟，桂生姐黄金荣都比不上。

他们更比不上杜月笙礼敬文人的气魄。杜月笙一生都是个半文盲，但他始终钦重书生优待文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自负帝王学的杨度，都是杜家常年资助的座上客。他礼敬文人，交友为重，基本上不求回报。杨度在杜府顶着记室（秘书）的名义，光拿钱，不干活。非但不干活，杜月笙还替他搜集各地的州府县志，助他写作《中国通史》。

对各路文人，他能帮的都帮。对开口相骂的文化人，他一笑置之。据说鲁迅曾亲口告诉自己的同乡：他的一位朋友，在上海办刊物炮轰杜月笙“封建余孽”，每期必骂，杜却毫不在意。有一次租界当局要去查封这份刊物，当巡捕的学生给杜报信，要给这位朋友“吃点苦头”。想不到杜月笙摇摇头说：“算了吧，这班书蠹头，何必叫他们到捕房里去受罪。你们还是给我前门喊喊，让他们后门逃脱拉倒啦。”那本杂志复刊后，再也没有骂过杜月笙。

至今没有人谈过鲁迅和杜月笙有什么交集。不过冥冥中两人似乎有着一种古怪的缘分。抗战期间杜月笙避居香港，四年里宾馆住房中一直放着一套《鲁迅全集》。

杜月笙未必佩服文化人的见识。他养着章太炎这样的名士，却从未听说他曾问政问计于这些书生。在他心里，可能他们都是有点迂腐的“书蠹头”。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友天下士”的态度。这或许是他养名的手段。他死后几十年里，和他有过交往交集的写字人，几乎没有一个对他口出恶言。他的故事开花散叶，成为一个传奇，也许就种因于他礼贤敬士的风度。

书生迂腐、短视、不懂事，会有种种毛病——可是有一点确凿无疑，历史是书生写的。书生文人的好恶，可以决定任何人物的生前风评身后定论。杜月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更多，历史上虐待迫害书生的人物，没有一个能留下好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