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剧《彭赞斯的海盗》(The Pirates of Penzance)的打油歌中,吉尔伯特(W.S.Gilbert)和沙利文(Arthur Sullivan)讽刺了有修养的“现代少将”形象。放到现在,他们或许会讽刺学院派中央银行家,而即将卸任美联储(Fed)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是这一形象的典型。伯南克是杰出的学者,为美联储带来了才华横溢、博闻广识的头脑。对经济史的了解帮助他阻止了一场可怕的恐慌。但他也犯过错误。历史或许将赋予他正面的评价。但我们还需从他的美联储任期中学习不少教训。
早在2006年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前,伯南克便已极具影响力。自从2002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以来,他发表过一些重要讲话,包括2002年的“确保它(日本式的通缩)不在美国发生”(Making Sure ‘It’ Doesn’t Happen Here),和2004年对“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赞扬。之前,尤其是在1999年与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合著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实现(价格和金融稳定)的最佳政策框架,是灵活的通胀目标制度”。这是现代央行学的核心教义。
在本月的离任讲话中,伯南克首先提到了“透明和问责”,并以2012年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首次设立了2%的明确长期通胀目标”为例。他补充道,美联储的透明和问责“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了重要性——即维持美联储的民主合法性”。他无疑是对的。央行大权在握。如果它想有效、合法地行使权力,透明和问责至关重要。
伯南克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金融稳定。但在危机之前,他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2004年,伯南克在对大缓和的称赞中表示,“更好的货币政策可能是经济稳定性增强的主要原因。”大缓和是给80年来最大的一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美国经济表现,贴上的一块虚荣标签。而伯南克的说法显示出中央银行家的局限性。被人忽视的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试图告诉我们,稳定也会瓦解。活跃、进取的金融体系滋生风险,往往在景气时期大幅增加杠杆。
第二,他没有认识到次级抵押贷款的影响。他在2007年5月表示:“我们相信,次贷领域问题对总体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预计次贷市场不会对经济其他领域或金融体系产生严重的影响。”
幸运的是,当这一判断的严重错误变得显而易见时,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降低利率,维持信贷,行动果决有效。在对抗恐慌方面,伯南克遵循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杰出经济记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指导——白芝浩建议央行在危机时期无限制地向尚有偿付能力的机构提供贷款。这是一个充斥着疯狂和恐慌的世界。好在伯南克明白这点。
在避免金融市场冻结后,美联储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垂死的经济上。正如伯南克解释的那样:“为克服利率实际上受到的下限制约,提供额外的货币政策上的宽松,美联储采用了两种其他工具:一是针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可能走向提供更强的前瞻指引,二是大规模购买期限更长的证券。”
这些行为被普遍谴责,理由不外乎是有招致恶性通胀的风险,或是阻碍对危机前无节制行为大快人心的清算。上述批评纯属无稽之谈。对恶性通胀的担心是基于一种机械的模型,该模型在央行准备金和银行贷款之间建立联系,但它对现代银行业已无意义。限制银行的不是准备金,而是它们对增加贷款的风险与回报的认识。在危机中,风险骤增而回报暴跌,因此央行必须介入。要求清算的呼声未能认识到,如不遏制恐慌,可能引发大规模破产和另一场大萧条。
许多人还对如何退出这些非常规政策表示担忧。这种担忧也是不恰当的。控制或消除超额准备金的工具一直存在。还有不少人抱怨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但国会一心实施时机严重不当的财政紧缩,结果让美联储成了唯一的行动者。
总之,美联储在充满艰险的情况下成功应对了危机及其余波。为此,伯南克理应得到盛赞。
但伯南克离任后,金融和货币政策处于何种境地?答案是:它们身处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有两个巨大的挑战摆在面前,它们均与危机前的失误有关。
第一,能在多大程度上将锚定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相结合。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将一个新理念——宏观审慎政策——付诸实施。没人真正知道它是否可行。
第二,强化金融体系的努力是否足够。这方面我仍然心存担忧。诚然,法规和监管有所改善。但本质上,当今的金融体系与以往并无不同。更糟的是,比起以往,金融体系更被少数资本金不足、复杂的跨国金融巨头所主导。有观点认为,当发生危机时,可以在不引发恐慌的情况下“清算”这些机构,但它尚未经受过检验。部分出于这一原因,政府保证不为它们纾困的承诺并不可靠。这是很让人头疼的遗留问题。
伯南克定将被视为美联储影响最大的主席之一。但他费了那么多力气才将世界从经济崩溃中解救出来,说明了两点:崭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是多么脆弱,而相信其稳定性是多么不明智。伯南克虽然化险为夷,但他也留下了关于未来央行、货币和金融的待解问题。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些问题,它们很重要。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