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羽戈
1月20日晚,安徽望江县华阳镇的一位9岁儿童,被发现在自家厕所自缢身亡。该儿童就读学校调查称,这名刚放寒假的三年级小学生,晚饭时听外公外婆说其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不能回家过年,情绪低落,疑似因此自寻短见。
这一死因貌似荒谬不经,实则无比写实,从一个残酷的切口,撕开了当代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悲剧一幕。
望江县地处皖西南。尽管皖南与皖北风俗歧异,好像两个省份,不过望江县这一幕悲剧,却可视为许多安徽农村的缩影。倘你有机会路过安徽农村,有时甚至难以觅见一个青壮年的身影,入目皆是老弱病残。与此同时,在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的市区,人们已习惯了安徽方言在自己身边存在,甚至能从一些人从事的职业推断其籍贯为安徽。
当代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内战”,不仅造就了城乡之间的隔阂,还造就了农村社会内部的隔阂。其表现之一,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疏离。本该完整的家庭,几乎一年到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节假日原是骨肉团圆的良辰,可端午、中秋过于短促,春节则遭遇春运难,一票难求,有家难归。长此以往,家将不家。长此以往,国何以国?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看望江的这一幕悲剧。据报道,这位自杀的儿童,其父母在2012年初离婚,他被判给母亲抚养。由于父母分别组建了新家庭,并长期在外打工,他只能随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生活。在孩子死后,其父承认,自己平时很少与儿子通话。
因父母不能回家过年,遂五内俱崩,自缢身亡,这至少可证明,这位九岁少年对父母的孺慕之情是何其深切,而其心理又是何其脆弱。他与父母平日疏离,使他越发渴慕节日与父母的相聚。同时,骨肉的离散、关爱的流失令其心理越发弱不禁风。这两面,相反而相成,构成了悲剧的引线。
自杀身亡只是一种凄惨的结局,毕竟这尚未危及他人,但留守儿童还有一条黑暗的不归路,那就是犯罪。近年来,留守儿童的违法犯罪率日渐增高,并呈现了低龄化的趋势,有些罪行甚至充满了与罪犯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残忍。
留守儿童之所以形成严重的心理问题,其原因不难想见。根据2009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5800万人,其中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处于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状态。无论哪一种,家庭都已残缺,童年不再美满,成长于雨打风吹之中,他们的心理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对此,有人将批判的矛头瞄准了留守儿童的父母。譬如对望江的悲剧,有论者炮轰自杀儿童父母的失职与漠然。此种批判,纵然可以成立,却因缺乏悲悯,只能沦为一种冷酷的理性。批评者当自问:哪个父母,愿意主动抛离儿女,远赴异乡,从事最劳累、最低贱的工作?哪个父母,不想在一年三节,回到儿女身旁,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然而,为了生存,并且为了使儿女不再像他们这样生存苦难,他们只能选择骨肉离散。
十年前,网上流行一个说法:“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当时便有人谈及农村的分化,认为劳动力的出走与老幼的留守,使一些地方的农村备受压榨,越发贫弱,与城市的距离越发遥不可及。可以说,这十年来,城市化进程有多快,故乡的沦陷就有多快。十年前的预言渐渐化作现实:农村的出走者,迟早将面临失去家园的苦痛。
因此,留守儿童的悲剧,不只是农村的悲剧,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悲剧。城市化带走了留守儿童的父母,并阻断了他们回家的脚步。安徽望江这名九岁自杀者以最决绝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思念与对命运的抗议。他身后的农村,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中,却只能继续缄默。
对于发生在望江的悲剧,籍贯为安徽桐城的诗人陈先发感慨:“我很想为他一哭。在我心里,它是比瑞士风雪小镇达沃斯高谈阔论的年会、屏幕上政治家们皮开肉绽的角力要严重得多的重大事件。他是亿万同类中的一个。他们内心沉重却无力自述的阴影或在多年后爆发。”这理当成为一个国家共同的悲鸣。但愿那最后一句,不要在未来一语成谶。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