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争议中的“极化”现象

高利民

前不久，深圳一家工厂被媒体曝光，使用不少来自四川凉山地区的童工。于是，当代中国的童工现象，再度引发舆论关注。童工现象从来都令人痛心和痛恨。可以说，童工，是少数几项人们能够爱憎分明的事情。

对童工现象的痛心和痛恨，激发起的是人们最基本的情感和情绪。情感一介入、情绪一起来，人们立刻就会选择自身的立场，并且十有八九会选择反对童工的一方。这一选择站队，并且这种选择呈滚雪球式膨胀的现象，在社会学上有个专有的概念叫“极化”。

人群的情感一旦“极化”，下述三件事情几乎就会成为必然。

一是生成极化的原初事件或现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是退居到次要、配角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甚至都忘记了事情的缘起，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人们会用情感更浓烈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来替代缘起的问题，重新聚焦。比如，在本次凉山童工事件中，极化之前的问题是“童工太可怜”、“雇佣童工太不道德”，极化之后的焦点变成了“政府得负起救助童工的责任来”。这意思是说，焦点或问题，会因极化而发生前后变化。

二是极化中的群体会主动寻找甚至创造对立面，并把情感的宣泄集中投注在对立面上，把“好恶”映射为“是非”，把内在情感加强成宣传口号，把个体激动上升到社会涌动。这个“好恶”的“是非”化，是一个关键点。它对参与者个体，起到了自我肯定、自我加强，甚至自我超越、自我解放的作用；对参与者群体，起到了达成一致性共识的作用，起到了“滚雪球”般的扩张效果，起到了对压倒性胜利的自我肯定，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己方的阵营。本次争议中，赞同使用童工的一方受到不少批评，“是非”化之后，批评口号就成了“赞成童工是何居心！”

三是对立的一方会进一步裂解成几个更小的群组。有意思的是，这些更小的群组之间常常会出现意见的分歧、竞争甚至对抗，有时，这个分歧或对抗还会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甚至到达走极端的地步。比如，童工的非反对派中，有人是“童工是次优选择”派，有人是“童工需要教育替代”派，几派之间的交锋回合不可谓不密集、争论不可谓不激烈。

一句话，“极化让事情起了变化”。一旦“极化”发生，童工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私人合约的选择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国家公共品提供与否、如何提供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微观的、居民家庭部门的经济收益权衡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宏观的、社会治理的承诺问题；主体就不只是童工、童工家长和雇主，重心就落到了大众（舆论）、政府这两个大宗。简而言之，极化把私行变成了公事。

“极化让事情起变化”、“把私行变公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极化是一个周期现象。每一轮，每当童工问题浮出水面之时，群体的极化过程就启动了，于是，“事情就起了变化”，童工问题的重心就从经济移到了社会，从经济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焦点就变成了大众对政府如何禁止雇佣童工的恶行的“承诺评审”，如何对童工实施基础救济和更有制度性保障的“提案表达”。在周期的下半程，当童工问题离开公众视野中心时，极化也随之消退了，童工合约就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为一个经济安排，更大程度上回复到传统经济规律的制约，经济学者的那一套开始表现出几分道理。

更一般地看，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目前的程度，极化现象正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只是童工，许多被人们的直觉所简单否定、能够轻易调动人们的基础情感的事项，都会诱发极化现象的发生。社群一旦被极化，政府就不得不走向前台，接受人们对政府过去所为的“承诺评审”，响应人们对政府未来可行的“提案表达”。而互联网的高效传播，又进一步提高了单次极化的力度，提高了极化现象出现的整体频度。如何有效和积极地应对极化现象，已经成为政府需要正视的课题。从目前的应对来看，有关部门并没有有效地掌握相关的规律，还处于比较低效和被动的状态。

回到童工现象，令人不那么愉快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童工还将反复回到人们的视野，人们还将反复被对童工的痛心和痛恨所极化。

好消息是，随着人均GDP的快速走高，中国中产社会的加速形成，产生童工的要素环境正在起变化，正在从根本上获得改善。从更长的周期、更大的趋势看，童工的使用正在局限到一个越来越狭小的范围。

至于童工现象是不是仅靠政府、纯靠政府就能获得妥善解决？答案可能并不那么十分肯定。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是童工现象在整体上的退却，一方面是社会慈善力量的发展，两者间的交集正在坚实有力地扩大，正在生成许多富有活力的安排，这些安排是有助于童工现象进一步消退的。

小结起来，童工不仅是童工家庭的经济决策问题，更是一个社群极化现象。关于后者，关于社群的极化，我们重视的还不够充分，我们需要对社群的极化给予更多的重视。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