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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2013年的印度,那就不能不提旨在永久改变印度政治的AAP的崛起。AAP是Aam Admi Party的缩写,意为“平民党”(Common Man Party)。不过在印地语中,它还有中文里“您”(而不是“你”)的意思,指的是与普罗大众的密切联系。如今,AAP已是举国瞩目的对象,媒体津津乐道于这个政党的一举一动。
这个只有反腐败一项议程的政党于2012年年底正式成立。发起者是几位反腐斗士,他们长期以来呼吁政府通过立法在国家和邦的层面上成立拥有实权的调查机构,以调查所有的腐败案件。在近年来连续曝出重大腐败丑闻的背景下,这一反腐倡议深得民心。在和一些高级官员接触未果后,这些反腐败人士决定投身政坛,通过竞选议员来实现他们的立法目标。于是,在前税务官、现反腐人士阿尔文德·科基瓦尔(Arvind Kejriwal)的带领下,一些志同道合的社会活动家共同组建了AAP。
然而,真正让印度人对AAP刮目相看的是去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四个邦的选举。该党一跃成为德里所在的中央直辖区议会的第二大党。在总共70个议席中,AAP夺得28席,仅次于人民党(BJP)的30席。而在过去15年里一直主政德里的印度执政党国大党则遭遇滑铁卢,议席一下子锐减至8个。连任15载的前首席部长谢拉·迪克希特(Shiela Dixit)以2.5万票之差惨败给科基瓦尔,后者在全国一举成名。更有趣的是,第一大党人民党在议会中仍是少数派,并且拒绝组建新的首都地方政府。于是,人民党的宿敌国大党决定支持AAP组建新政府,并由科基瓦尔出任首席部长。
AAP效应由此开始显现。在上台之前,AAP曾在德里的不同地点举行过多场公开集会,就AAP是否应该寻求国大党的支持征求人们的意见,因为国大党是AAP腐败指控的对象之一。在上台之后,AAP又迅速作出了几项史无前例的决定。首先,它决定对辖区的家庭电费减半,并且免费供水。然后,AAP政府又开通了一个特殊的反腐投诉热线。热线很快被潮水般的来电所淹没。政府还考虑对几位重要人物展开调查。另一方面,AAP彻底颠覆了追求高级礼遇和严密安保的“特权文化”。该党领导人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并在城市的任何地点随机检查政府的工作。最重要的是,AAP已决定参加即将举行的印度议会下院(人民院)的选举,以扩张其在全国的影响力。由于印度大选将于今年四五月间投票,因此留给AAP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在过去几周时间里,AAP与多位企业领袖、知名律师、记者、学者和其他公众人物频繁接触。这些过去对参政毫无兴趣的名人如今都成了AAP的成员。这使AAP的选情一路上涨,至少已成为各大老牌政党的潜在竞争者。媒体更是早就放出风声:印度政坛的百年老店国大党已经为了备战2019年的大选放弃了2014年大选,该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也坦承需要向AAP学习如何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印度第二大党,人民党也认为在全国大选中不能只盯住国大党,对AAP亦不能掉以轻心。与现任总理相比,人民党总理候选人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素以作风强硬著称。但是就受欢迎程度而言,他对科基瓦尔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可以说,至少在印度城市的中产阶级中,AAP仍是大众媒体的宠儿。但是,印度53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只能选出议会下院653个席位中的70多席。此外,AAP还宣称将竞争印度28个邦中的20个邦的选票,包括印度最大的北方邦的全部70个议席。北方邦政府由于对去年9月的族群骚乱处置不力而饱受批评。事实上,AAP奉行的问题导向政治,加上其对廉政善治、反腐败、人民参与和透明度的强调,正对印度所有政党构成了巨大的和根本性的挑战。
在2002年5月的历史性裁决中,印度最高法院授权印度选举委员会,将公开财产明细作为候选人申请选举提名的必要条件。公开的内容包括动产、不动产和银行存款。即使在执行这一裁决的过程中还有种种限制,但是从近年来的提名文件来看,印度所有政党的领导人的资产都在快速增长。人们由此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一个最赚钱的行业。对选举的高投入也因此助长了政治的犯罪化。尽管企业向政党捐款早在1985年就合法化了,但是仍然存在大量的幕后交易。
在更深的层次上,印度人口结构的变动也有利于AAP。印度传统上就像一个金字塔,印度政治精英掌权的秘诀是用反贫困的口号来吸引印度穷人的选票,后者是印度最大的单一阶层,并且政治忠诚度高。然而,近年来中产阶级正崛起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将来也可能成为印度最大的单一阶层。中产阶级追求的是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个人的发展机会。AAP代表的正是这个成长中的阶级,后者将决定印度政治的面貌。然而,AAP能否崛起为全国性政党,并将其魅力转化为选票,大约三个月后就将见分晓。
(胡勇 译)
事实上,印度平民党“AAP”奉行的问题导向政治,加上其对廉政善治、反腐败、人民参与和透明度的强调,正对印度所有政党构成了巨大的和根本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