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
在对中国智库的研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全球智库报告的项目主持人——詹姆斯· G.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指出：一是本土智库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西方智库倡导的“独立性”并非没有政府、政党、利益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背景，也不是非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产物。
中国的智库性机构大都属于政府部门，或者财政源于政府，而纯粹自筹资金的“民间智库”为数不多。当然，这并没有影响该报告对中国智库数量上的统计。至于智库之间“平行沟通与合作”的缺失问题，的确存在。这涉及研究资源的获取渠道、研究内容的领域（或业务）区别、研究方式的组织系统和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以及研究平台的社会化搭建和资源共享等。
一般来说，部门所属的智库性机构，主要聚焦于某个专业领域和服务于部门所属的工作，研究成果也大都通过内部报告的形式实现其价值。这类研究报告服务于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具有“内外有别”的政策性和时效性等特点，而非公开出版物或通过报刊、影音、网络等媒介传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专门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中也产出很多这类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等机构委托的研究项目。而科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应时应需参与的讲解、咨询、研判等活动十分普遍，很多地区和部门也建立了固定的咨询委员会等组织形式，这都属于中国智库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力的范畴，只是其智力成果没有进行社会化刊布而已。
西方等国家的智库也是如此，并非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会公之于众，甚至有些成果属于“待价而沽”地向政府提供。因此，这方面的影响力很难通过“社会影响”来衡量。况且中国智库性研究机构中的相互交流、相互参与和共同合作的现象日益普遍。这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体制和运作方式才能作出客观评价。
从事智库研究的专业人士、智库运作方式、智库产品的质量，不仅是智库评价标准中的关键词，而且也是智库影响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光有广泛的资源、闪亮的名头还是不够的，拿出有影响力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才是一个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仅就中国每年公开出版发行的以“蓝皮书”、“黄皮书”、“绿皮书”等为代表的研究报告，不可谓不多。但是，也不能排除这些大量的具有政策研究取向的研究报告，存在资料、论证、规范、对策建议和时效性影响力等质量方面的缺失。
因此，中国智库要发展必须在以下方面发力。
首先，前瞻性。就中国目前的“智库产品”而言，“一招一式”的应急性对策占主导，很多问题不能向前看两步、看三步，往往不能把握现实全局或发展趋势。缺乏前瞻性的战略思想是中国智库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中国的智库在研究成果的多领域覆盖性、专业化、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显著。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积累的缺失，特别是资料、数据的积累和使用明显不足。第三，智库的影响力虽然表现出政策解读、时事评论等借助传媒影响社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是服务于长远的政府决策。中国的智库——无论是政府所属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负有共同的责任，即服务于中国的内政外交决策。随着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发展，民间智库的空间将日益扩大，而智库的管理、运作机制和功能发挥，已经成为迫切的重大课题。第四，缺乏自主提炼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关系构成的理论体系，难免盲从于外来的理论工具而亦步亦趋。概念是理论的支点，中国的智库需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的概念、范畴及其所构成的理论阐释，是中国智库思想产品的基本原料，也是中国智库在全球“思想企业”竞争中必须彰显的“独立性”。第五，中国智库建设只是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种功能、一种实力，而不是取代或弱化各类基础性研究。同时，智库建设也需要遵循机构、组织、人才、资源配置的规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9日第508期，本报刊发时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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