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三）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很简单，旧体制下中国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当中，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过去30多年的经济成就，就是合作的结果，不仅是中国人之间的合作，而且是中国人与全世界人之间的合作，没有后一种合作，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经济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提高。

在计划经济下，无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中。我生长在农村，我从小就知道，如果所有的农民都好好干活，大家至少可以吃饱饭，但是没有人好好干活，每个人都在偷懒，偷懒的结果是什么？所有人饿肚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权者在农村强制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为了让农民合作起来，但实际结果是，自“合作化”后，农民越来越不愿意合作。自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反倒有了合作的积极性，不仅很快就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城里人可以在农贸市场买到新鲜的农产品。

国营企业工作的人同样生活在囚徒困境中。“铁饭碗”、“大锅饭”意味着干好干坏都一样，国营企业职工改进自己福利的最好办法是偷懒。结果是工业品的普遍短缺。

这些当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问题。计划经济实验的经验证明，如果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就消灭了人类合作的制度基础，人们就会陷入严重的囚徒困境。我们整个的旧制度，即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就是鼓励人们想方设法不劳而获，绞尽脑汁占别人的便宜。我们没有工作的积极性，更不会有创新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个时候人们之间也有“竞争”，但主要是相互伤害的竞争，是政治斗争，而不是相互创造价值的竞争。我们当然也不会有公平、正义的观念，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不会尊重，更不要谈什么道德底线了。一个儿子可以出卖父亲、妻子可以出卖丈夫、学生可以打死老师的社会，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什么信任可言？所以我们才需要改革，改革就是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合作。

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提升。我当然不赞同那种认为现在的道德不如改革开放前的判断。那个时候，随便抓人、斗人、甚至杀人，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拍手称快。现在大家看到见死不救，已是群情激奋地谴责，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至少说明我们的道德意识在复苏。但毋需讳言，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严重的道德危机。问题是，道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就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没有认识到道德危机的体制根源。

应该说，今天的道德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今天的病许多是几十年前埋下的祸根的发作。道德的破坏容易，恢复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正如俗话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五十代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会引起人的道德堕落，这不是新什么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指出这一点。他认为，划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人们的博济公益精神反倒会增强。在一个一切财产归公的社会，人们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会表现施济的善心。

看看农村的例子。过去在农村里，什么样的人能够最适合生存？勤劳的人，诚实的人，善良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发家致富，人丁兴旺，他们也是所有农民学习的楷模，而那些耍奸偷懒的人不仅贫困潦倒，而且被大家看不起。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一切都颠倒了。勤劳没有了，诚实没有了，善良也没有了。我小的时候老农民还比较勤劳、实诚，年轻人耍奸偷懒不老实，但是到我长大的时候，老农民也开始耍奸偷懒了。

我们再看看现实，今天中国坑蒙拐骗这么多，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得不到尊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结果是，人们没有稳定的预期，只愿意玩一次性博弈，只考虑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当一个煤矿的开采随可能被政府叫停的时候，矿主怎么有积极性投资昂贵的安全设备呢？他不是真正的矿主，政府才是真正的矿主。

人们的道德行为与社会是否公平有关。当一个社会少数人可以通过特权获得巨额收入、政府官员腐败严重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社会不公平，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自行车铃被盗很普遍。设想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第一次别人把你的车铃偷了，你再买一个，第二次又被偷了，你还买一个换上。第三次、第四次呢？我猜想你更可能把别人自行车上的铃拧下来安在自己的自行车上，或者干脆不安铃了，因为你认为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类似地，或许你一开始想本本分分做生意赚钱，但当你看到别人靠政府关系就可以搞到一块地或一个批件赚大钱，而你自己却不断被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的时候，你心里能平静吗？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要让人们守住道德底线太难了。

此外，意识形态控制导致严重的语言腐败也在毁灭人的道德。语言腐败就是通过在词汇上偷换概念来为不正当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冠善行以恶名，或冠恶行以善名，如把说真话称为“负能量”，把歌功颂德说成是“正能量”，把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把伪造历史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黑打”说成是“打黑”，等等。语言腐败带来什么后果？一个后果是道德堕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过，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人类的合作从语言的表达开始，言行一致是道德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从心理上拆除了道德藩篱。当一个人可以信口开河，说各种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的时候，他已人格分裂了，还有什么心理障碍能约束他不做违反道德伦理的事呢？当说谎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的时候，一个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小商人怎么会觉得自己受到良心的谴责呢？确实，与政府官员的弥天大谎比起来，生产假冒伪劣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道德危机也与我们社会中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有关。一个正常社会，合法的就应该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是合法的，二者应该是统一的。合理性也可以说是符合自然法精神，是“上帝”给我们规定的法则，或者有利于人类合作、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合法性是指符合政府规定的法律和政策。政府的法律必须要符合上帝规定的法律，符合人性，才有利于人类的合作。但在我们国家，好多政府制定的法律不符合人性，不符合自然法，不利于人类的合作。这就出现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冲突。我们究竟应该按照合理性去行为呢，还是按照合法性行为？有道德的人可能会选择按照合理性行动，但合理性与法律的矛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摧毁了道德边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医生的合理报酬是多少，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假定他的合理报酬应该是50万，但政府规定他只能拿5万，这时候就出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冲突。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就可能收红包，但在收取红包之后，他的职业道德观念就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如果他可以合法地每年拿到50万薪水，他会觉得自己很有尊严，从事的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他的敬业精神就会非常好。但如果他偷偷摸摸拿钱，即便最后拿到80万、100万，他也觉得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医生这个职业不再神圣，这时候他的职业道德就很可能出问题。

这就是我从博弈论的角度总结的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补充一点，我刚才提到自然法，自然法是什么？自然法就是普世价值，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天理、天经地义。否定普世价值就是否定天理，但天理是人不可以违反的，我们中国人说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做。如果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伤天害理的事？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普世价值。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中讲了自然法的19条规则，然后说，这些规则一般人可能记不住，好在我们可以将它们总结为一句简单的总则，这个总则是什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知道这句话孔子讲的。儒家文化之所以主导中国社会2000多年，就因为它强调的是普世价值。

制度企业家

总结一下，我们只有建立起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合作型社会，我们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才真正能够提升，我们才能真正有博爱之心。只有实行真正的宪政和民主，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公平正义，中国人才能活得有尊严。而要完成这样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商界的企业家，也需要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可以包括实践型的政治企业家，像邓小平这样的人，也需要理论上的制度企业家，他们承担着改变人们的观念、推动游戏规则变革的责任。两千多年的孔子等思想家，就是杰出的制度企业家，我们今天的文化、游戏规则很大程度是他们制定的，但是被破坏得很严重。今天的学术界人士，有责任去担当起理论上的制度企业家的责任，即便每个人只能做小小的贡献。当然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像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政治制度企业家。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3年5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网易读书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发表于《读书》杂志21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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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为什么？在这里“善”是什么含意？

[x2]不是制度，是方法

[x3]这不是制度，应该是“方法”或手段？

[x4]在前面出现的时候先做一点解释加以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