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

张维迎

《博弈与社会》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如何更好地合作，这当然也是我写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其实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反思经济学，经济学研究什么？我们过去讲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市场均衡，我觉得这些定义可能都有一定的误导性。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什么？是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

我们知道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合作。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为何牛马反倒为人所用？因为人能互助合作。动物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生活方式没有变化，除了人类对它们进行的驯化。今天的老虎和1万年前的老虎生活方式是一样的，但我们人不一样，今天的人和1万年前的人不一样。1万年前人过的是采集、狩猎的生活，而今天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应该可以说人类的合作的范围越宽、越广，人类的进步就越快，像我们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是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今天用的几乎任何一个东西，它的生产过程一定是全人类合作的结果，不是一个地区生产的，更不可能是单个人生产的。比如说，我现在拿的这支激光笔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它的技术可能来自美国，生产这个笔本身有好多个生产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计算机的控制，而计算机的芯片是美国设计的，台湾生产的，其他零部件可能来自日本或韩国，所以它的价值链分布在全球。这就是我们人类之所以在过去的200年取得这么大进步的原因。被称为“智人”的现代人类10万前走出非洲，1万3千年前已分布于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1万年前的冰盖融化把人类分割在不同的板块，包括欧亚非地区、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区域，500多年前开始了一个全球的整合，这是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之后世界慢慢就变成一个地球村。

人类的合作遇到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囚徒困境”，或社会心理学家讲的“合作困境”，这也是基于人的自利本性来带来的问题。人类合作的另一个困难来自人类的无知。我们经常想办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但是结果可能并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好比父母非常爱儿女，但是好多儿女的悲剧恰恰是父母导致的，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很多。这实际上是人类无知的表现。计划经济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有一个中央的集权机构，可以知道每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资源禀赋，搞一个统一的生产和分配计划（所谓顶层设计），就能避免所谓的市场经济弊端。现在看来这个想法非常幼稚，但是几十年前，我们就是那么幼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恰恰相反，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计划经济。上个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宣称他证明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之后他的理论受到很多人的认同，甚至连萨缪尔森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敢怀疑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无知和“囚徒困境”给我们人类的合作带来很多困难，甚至灾难。人类创造的很多制度安排，就是为了减少人类的无知，就是为了解决人类合作中面临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社会合作的困难

我用一个简单的博弈给大家讲一下“囚徒困境”问题。设想社会由两个人组成，甲和乙，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尊重别人的权利、尊重别人的产权；另一个选择是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比如偷窃。这样，社会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如果两个人相互尊重产权，每个人得到2的报酬；如果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互相偷来偷去，每个人都没有报酬；如果甲尊重产权，乙不尊重产权，从事偷窃，这时候甲就吃亏了，得到-1的报酬，乙得到3的报酬；或者，如果甲偷窃，乙尊重产权，甲得到3，乙得到-1。容易看出，对个体来说，最好结果是别人尊重产权自己偷窃，其次是两个人都相互尊重产权，再其次是两人都偷窃，最糟糕的是你尊重别人的产权，别人不尊重你的产权。因此，对每个个人来说，无论别人尊重不尊重产权，自己最好不尊重产权，结果是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都得到0；而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尊重产权的话，每人可以得到2。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或者叫做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偷窃，集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尊重产权。

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不一致：事前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许诺尊重产权，如果对方也做出同样的许诺的话；但是，到了事后，每个人都可能没有积极性履行诺言，即使对方选择尊重产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样一个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矛盾或者说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我们知道个体理性产生了“善”的观念[x1] ，集体理性产生了公平、正义的概念。如果别人和自己是平等的话，我们怎么可以通过偷窃别人使自己得到好处呢？你必须通过尊重产权够得到自己的好处。由此产生对制度的需求。如果一个制度能保证对每个人来说，事前的理性选择也是事后理性的选择，我们就解决了囚徒困境问题。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制度是人们达成的一种“承诺”(commitment)。

社会合作的游戏规则

人类从生活的实际中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合作困境，因此创造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制度和方法。这些制度和方法可以被划分为好多类，我在这里讨论几种最重要的。

第一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人类创造的克服囚徒困境的最重要制度，大卫·休谟认为它是三大自然法则的第一法则。有了私有产权制度，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个博弈就发生了变化。产权是一个自然权利，高于国家、高于政府，产权制度其实先于国家、先于政府而存在。我现在给大家举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这是真实的例子，我在书上也写过。在英国约克郡海边有一个渔村，涨潮的时候有很多木头从其他地方飘到这里，退潮以后木头就成了无主财产，当地的渔民怎么分配这些木头呢？这就是产权的界定问题。当地居民世世代代遵守的是这样的规则：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这个木头就归谁所有，后来的人就不能随便拿走了。这不是一个由国家施加的法律规则，但是所有村民都遵守这个规则。在我的老家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过去每年黄河发大水的时候，会有很多从上游漂流下来的煤块，当地人称为“河碳”，洪水过后这些河碳就搁浅在河滩上，村民们争先恐后地去“捞河碳”，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他们遵守的规则与约克郡渔民完全一样：谁先去在无主的河碳上放上一件自己的东西，如草帽、衣服、扁担、麻袋之类的物品，河碳就归谁所有，其他人就不再争夺。为了占有河碳，最后有的人把内裤都脱掉了，也不觉得害羞。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两个村子之间肯定不曾有个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

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世价值，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价值。我们现在谈国家领土的主权，但并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就因为人类有普世价值。国家之间领土权其实与个人之间的财产权遵守的是同样的规则。我们中国人说钓鱼岛是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这就是“先占规则”，即谁先占有就是谁的，这是普世价值。如果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国际上的领土争端也就没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就没有可能。我再强调一下，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解决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人类就会陷入霍布斯讲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接下来说说法律。我在书里对法律有大量讨论，法律本身就是为了协调预期、促进合作而制定的。一个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但万一事后有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付账或者生产假冒伪劣怎么办？签合同就是双方为合作作出的承诺。我们让公司上市，让股权分散，这是对所有人都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合作创造的财富。这样的合作要求大家都尊重产权，但是如果事后有人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怎么办？我们有个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有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假如你管一个企业以后贪污了或者没有尽心尽力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股东可以起诉你，你怕这个起诉就要好好工作。所以说法律本身是解决囚徒困境的重要制度。

促进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制度[x2] 是社会规范。法律由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制定，并且靠国家的武力强制执行，好比法院判定了你有罪但你不服，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与此不同，社会规范没有集中的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它从无数人参与的无数个重复博弈演化而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执行者。好比一个人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这就违反社会规范，这种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制止。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你制止一个人随地吐痰，这个人反过来揍你怎么办？由于有这种担心，很多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会规范没有国家权力作后盾，只有变成大家普遍认可的规则，每个人都觉得应该遵守它，而不遵守会受到其他人的谴责的时候，它才能得到执行。我在书中分析了什么条件可以保证社会规范作为“纳什均衡”出现，这些条件要求对大部分人而言，给定别人遵守，不仅自己遵守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谴责和惩罚不遵守的人也是最优的。如果大部分人预期别人会遵守，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都会受到大部分人的谴责，少数人的违规并不能破坏社会规范的约束力。

法律和社会规范并没有很明确的界限，我们国家在传统上讲的是“礼”，它是克服中国人的合作困境的主要制度。礼是什么？礼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混合，礼有很多来自民间，大量也是由民间执行的，但礼的一部分是通过政府执行性的，如不孝之子会受到官府的鞭打。我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儒家社会规范。

伦理道德也是促进社会合作的重要制度[x3] 。在有些情况下，道德伦理只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是从小受教育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不少骗人的机会，我们不骗人可能是害怕法律的惩罚，也可能是担心舆论的谴责，但无论如何，总有些情况是因为骗人会使我们良心不安，这就是道德的作用。按道德伦理行事不是不理性，道德本身是理性的产物，一个没有理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有道德的。如我前面讲的，理性本身是善[x4] 的源泉，一个人只有有了善的概念才能考虑相互之间的公平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