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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徐笛
戴尅戎（尅读ke,四声）注重医教研三者相辅相成：往往前1分钟戴医生在看病人，后1分钟戴老师在跟研究生谈话，再1分钟戴院士又在写科研文章了。
在医院，他是一名主任医师；在学校，他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研究组长。80岁的戴尅戎看起来精神奕奕，每天来医院上班，工作10小时，并不清闲。
戴尅戎座椅后的墙上挂着“业精于勤”四个字。这不难理解，在戴尅戎的办公室里，2个光盘架被归整得井井有条，上百份讲课素材和视频资料清晰罗列。随手打开一张，便签标注着五六条2003年到2005年的几次中英文的演讲题目，而光盘架下的两个不起眼的柜子头抽屉里，满满当当存放着戴尅戎一沓沓卡片资料。
从硬卡纸到小幻灯片到CD光盘再到如今的移动硬盘，执着和严谨在这岁月的风霜下，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从中我们能看到一名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态度。
毕业分配要求去边疆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戴尅戎总是选择迎难而上。
1955年，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以后，戴尅戎被分配到北京，但他不愿意去，怀揣理想，坚决要求去最艰苦的边疆。“当时我们三个同学一起贴了决心书，那两位分到了内蒙古，我要是去了北京，怎么做人。”戴尅戎回忆说。
想去新疆没有名额，到北京的第四天，有人问戴尅戎宝成铁路（宝鸡到成都）中间段的工地医院去不去。刚解放了五六年，宝成铁路的报道每周都有机会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在山里开路，常有伤亡事故。
于是，戴尅戎马上带着铺盖，先到西安，再转宝鸡睡了一晚通铺，一辆装石头的货车同意让他搭车。严冬时节天寒地冻，车轮胎绑着防滑的链条，坐在货车后面敞开的货厢里，戴尅戎看着秦岭上一片片的冰凌子，觉得到了童话世界的水晶宫。
到工地医院后，戴尅戎在竹子拼起来的板房里住了两三年。从清创开始，再到接骨头、开腹、剖宫产，第二年他就开始做开颅、开胸手术。
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得戴尅戎迅速成长起来。在同届的学子中，戴尅戎的论文最早被刊登在国内最权威杂志上。他的第一篇论文《胸震荡与肺挫伤》中的100多个病例，来自于戴尅戎放弃晚上看电影的娱乐，爬窗进病案室得来的。
为完成一篇综述文章，戴尅戎花费了将近3年。写综述需要借阅国外资料，但工地上没有图书馆。因此每年回上海探亲的时间，他都用在图书馆，老老实实地抄书，“父亲看我可怜，也帮着抄一点。”最后，这篇综述同样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上。
回到上海后，戴尅戎放弃了当时骨科实力一流的瑞金、仁济和新华医院，而选择去连骨科病房都没有的九院报到。“我似乎比较擅长从零开始，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一提出来，马上同意了。”
50岁前通宵达旦搞科研
戴尅戎坦言，在正规医院建立骨科比在工地医院时更艰苦。
当时，骨科只有他和进修医师两个人，白天一周两次门诊，加上晚上隔日值班。两三年的日子，戴尅戎日日夜夜几乎都在医院度过，但他咬牙撑了下来。
刚到九院时，戴尅戎在一间洗衣房改造的实验室里搞科研。现在，实验室的累积面积已经达到六七百平方米。
在九院骨科实验室外的墙上，写着： Good result comes from experiences.Experiences comes from bad results.（好的结果来自于经验。经验来自于坏的结果)这一直是他的团队的座右铭。
实验室里，上个月刚购置的一台新的显微CT仪器正在进行实验动物断层扫描，一旁的屏幕显示出直径8微米的图像；手写的凝胶配方贴在墙上，柜架上摆着各种溶液试剂；人体骨骼标本必不可少；一旁的纸箱里存放着不少录像带和记录着每个病例照片的相册；运转中的摇床嗡嗡作响……
当了10年住院医生和15年主治医师，第一次出国时戴尅戎已年近半百，他说自己是大器晚成的典型。
50岁之前的大部分时光，戴尅戎经常独自做科研或写论文，通宵达旦是他的常态。“往往熬到凌晨两三点时最难受，过了以后精神又突然转好，就可以做很多事。”在从事科研的漫漫长路上，戴尅戎屡次碰到难关，总是再努力一下，眼前就豁然开朗。
他的一项研究“步态分析系统的研制及中国人步态分析”被戴尅戎戏称为“赤膊科研”，因为虽然折腾了十多年的时间，却基本上没花什么钱。1987，该研究获得高教局科技进步奖。
从汉口回到上海后，戴尅戎对人的步态产生兴趣，可是一台测力的机器要几十万元。他决心自己动手做。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一块测力台来记录从步伐的角度、摇摆、力度等数值。
正在发愁之际，天上掉了馅饼下来。为了分析跳高运动员朱建华的起跳着力点，体院进口了测力台，又仿造改进了一台，但因台面太硬容易受伤，教练和运动员一致拒绝使用。这个测力台只能被堆在了仓库。
戴尅戎打听到这个消息，竟然没花一分钱就要到了机器，“居然被我捡了个大便宜。” 戴尅戎请清华大学改装后，用了好多年。中国最早的关于步态的参数，全来自这个测力台。
父母妻子都是医生
戴尅戎的家族可谓名副其实的医学世家。
据戴尅戎介绍，祖辈是搞药的，外祖父做西药，祖父做中药；父母是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的同学，父亲读医预科，后来一直在“一医”，母亲专攻营养；舅舅是鼓浪屿一所医院的院长；姨丈钟世蕾是当时中国两位主要的小儿科专家之一；表弟即钟南山；妹妹就读山东医学院妇产科；自己做骨科；太太做妇产科；女儿做麻醉科；女婿做肿瘤科。
戴尅戎的女儿随着祖父、父亲也进了“一医”（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为什么考医？女儿的回答也是戴尅戎的心声——不考医，那考什么？
言传身教，戴尅戎也没想过从事别的行业，从小在医务工作者的环境里长大，耳濡目染地接触中，“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这些医者的观念深植于心。在毕业的那一届高中同学里，只有戴尅戎选择学医，这不能不说是受其家庭的影响。
“解放前夕，看诊的开业医生是可以赚些钱的。但 上一医 有规定，开业医生一律开除，必须专心致志教书。”戴尅戎说，因此“上一医”的老教授都比较穷，但学校的氛围比较好。
从小与名医住在一个院子，戴尅戎也容易得到教诲。“他们那些长一辈的医生专注到什么程度，很奇怪，有不少是生肿瘤去世的，而且发现的时候都是晚期，照理医生应该很早知道自己得病，但他们都不当回事，心思都在病人身上。”
戴尅戎对自己的道路选择无怨无悔，只有一份愧对父亲的深深遗憾。
妹妹高中考入山东医学院后，远离了父母身边，同样身在远方的戴尅戎也成了家中两老眼中看得到摸不到的“苹果”。母亲患有心脏病，自父亲得了喉癌后，上海铁道医学院向铁道部申请将他调回上海，但被告知跟宝成铁路情况类似的太行山也非常缺人，他就又留了下来。
戴尅戎的父亲曾是“一医”的教务长，把儿子留在上海并不是毫无办法，但是，戴尅戎贴了决心书，到了北京又折腾。戴尅戎回忆，父亲对此从未说过一句话，那时年轻的戴尅戎不懂换位思考，而今细细想来，戴尅戎能够清晰体悟到父亲当时的想法，不禁抱憾。
戴尅戎与妻子是大学同班同学。初识之时，戴尅戎是班长，她是副班长，一年之后分班，两人各自负责一个班级，留下好感的同时，就此分开。戴尅戎去了宝成铁路的工地医院，她起先分在鞍山钢铁公司，是公认的好地方。结果出发前一周她接到通知说，宋庆龄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要人，于是就留在了上海。
戴尅戎那批同学离开时，留在上海的几个少数的同学去车站送别。临别时，戴尅戎对她说，我写信给你。路途遥远又不通火车，一封信起码要两个礼拜后才能收到。“我写很长的信，她回很短的信；我一个月写两三封，她一两个月回一封。”就这样两人之间的通信维持了约6年。
戴尅戎把开山放炮、抢救病人这些小新闻和自己想法写在信里。鸿雁飞书中，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一个在山窝子，一个在大城市，开始了不稳固的远距离恋爱。“最后还是在一起了，可能换一个对象，就不会有结果了。”戴尅戎感慨人生的奇妙。
如今，他们已经过了金婚。
搞转化医学造福病人
2008年，汶川大地震，戴尅戎当时在加拿大，接到卫生部的电话后，他加入三人专家小组立即赶赴灾区，3天跑了十几个地方，救治危重病人。
这样的救灾戴尅戎参加过不少。
1954年，安徽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刚刚开始实习的戴尅戎和另一名医科大学的学生，以及2个刚从护校毕业的小护士组成一支救灾小分队，扛着急救包，走在露出水面窄窄的田埂上。
“那时候胆子大，我们4个当中没一个会游泳，掉下水准死。” 最狼狈的出诊是4个人靠着1个洗澡木盆的四个角同时往下坐，手里再拿2块木板，划着水出门了。
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戴尅戎记得第一次出诊走到半路，屋檐上突然爬下来了一条蛇，“没有被咬到，但被吓得半死”，跑远后，发现护士手里的急救包、针筒全没了，想了半天，只能再回去找。后来发现遍地都有蛇，戴尅戎只好手上拿两块土，摔在地上把蛇吓走。
在当地，4人还受邀去老百姓家里吃饭，觉得要同甘共苦，就高兴地去了。“桌上中间放着一碗菜，几碗杂粮。菜黑黑的，像酱菜，再仔细一看，碗沿上都是蛆，（老乡）热情招呼，拨一拨就吃了，我们怎么办呢。”
“吃”和“行”都这么特别，“住”也不能例外。灾区附近没被水淹的是高出的庙宇或地主的房子，4人就在地上铺稻草睡。到了晴天，两个女孩想晾晒被褥，把垫被一掀开，底下爬出的全是蜈蚣。“原来每晚都是和蜈蚣一起睡的，这种日子我也过得挺好。” 戴尅戎笑着说。
“有很多不如意的东西，这时候真的是不能泄气，一泄气就完了。”遭遇最难受的事情，也就一两天，戴尅戎就淡了。总不是一下子就受到重用的戴尅戎，现在也不会用强势去压人，或者轻视他人，“遇到有些年轻学生被人看不起，我还会去帮他们，因为自己也尝过这种味道。”
从这个世纪初开始，关于转化医学的两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戴尅戎脑海。
许多科研工作者有了科研成果，发表了SCI文章，通常就会更换研究方向。但重要的是，这些成果最终并未切实惠及患者。“我们出了大量的科研文章，比如与肿瘤相关的有很多，从长远来讲，揭示了肿瘤的发病原因等成果，但肿瘤病人得到的好处却不多，90%以上的文章病人是无法直接获益的。”
身在临床的第一线，戴尅戎感受到，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不看病人去研究兔子、狗，到头来却对人类毫无作用，是不行的。然而，难题相应而来，在中国，把科学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本身就很困难；由于涉及到病人，在医务界更困难；而在中国医务界是尤其困难。
直接面对的困难就是有一段时间减少甚至停止发表文章，或是要承受“吃老本”的冷言冷语。在这个阶段里，不仅在科研中攻坚克难，更需要忍耐悄无声息的寂寞。
落地的另一个困难之处在于把科研成果变成药物、手术器械等惠及大众的产品，需要生产和销售时，避免不了与企业、工厂联系在一起，通过企业的渠道申请许可证总需要公司出面，使得医生与企业有了关联。
在中国现有的某些观念里，若一名医生与经济利益挂了钩，那会被认为思想上有问题，或被质疑以医疗能力谋利，“医生不务正业，怎么可以跑去做董事长或到公司里做医学顾问呢。”目前中国，虽无法规明令禁止，但显然也很少有人敢尝试。
这两个困境不解决，大部分的钱白花，大部分的活白干。
敢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戴尅戎问自己，把身家性命赌上了，犯得着么？好在上个世纪末，转化医学越来越受重视。
专注和简单，是乔布斯提过的两条成功之道。搞科研是往复杂里去做，分析、思考、计算，而在应用领域，简单才是王道。这与戴尅戎的理念不谋而合，“简单是最难的。我做记忆合金也好，个体化定制也好，都是走这条路，把很复杂的东西简化掉。”
相应的，戴尅戎和团队针对参加转化平台的人员制定了不同以往的考核标准：不以论文数量论成败，而是看成果最终是否到达病人身上，哪怕一个病人，或是可以明显影响到健康政策。
科学和技术是两条线，有了科学的理念，用技术去实现它，在实现的过程中也许又出现了新的科学问题，是一个循环互相的作用。就这样慢慢爬行，戴尅戎希望最终这两条都惠及病人这个终端。
在记忆合金、定制型的关节的实施应用道路上，戴尅戎也遇到很多出其不意的困难：找到的厂家不靠谱、说好的投资方中途撤资……只好再寻方向或是走回头路。经验累积后，戴尅戎想办法搭建专业平台，让专人做专事，比如让律师介入，效果就大大好转。
戴尅戎说，人生，得失各占一半。人生这么过来了，做到不后悔，也就行了。戴尅戎觉得一辈子过得很充实，至少与别人有点不一样。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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