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常住人口为什么越来越少

傅蔚冈

几天前参加家乡在沪商会的春节团拜会，发现一个非常震惊的数据：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家乡共有常住人口17.47万，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常住人口数量则为17.58万，这十年间常住人口少了1100人。

为什么人口减少？当我在微信上发出这条消息时，就有乡党在下面接了一句，是不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人口减少？独生子女政策当然是一个因素。在我们乡下，我的父母辈大都有兄弟姐妹四人，但是到我们这一辈就减为两三人，而到了我们以下那一辈就只有一两人了。人口生育率降低，总的人口当然也会下降。不过，仅仅以人口生育率下降来解释并不对，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6，乡镇1.08，农村1.43。老家作为浙江中部的山区县，以农村人口居多，按理说人口增加应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才对，为何常住人口会减少这么多？

这是因为我看到的是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之故。按照户籍人口数据，2000年时家乡的人口为20.55万，2010年时为20.99万。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到外面的世界去了。据这次聚会的主持人介绍，依他们掌握的数据，在上海的磐安人就有将近500人，而更多的人可能没有被他们注意到（就个人而言，我是第一次参加磐安商会的活动）。据我的观察，当天晚上参加聚会的人员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与会者的户籍并不在上海，尽管有些人可能已经在上海打拼了近十年。

说到这，不得不先介绍下我老家浙江磐安，它位于浙江中部，属于浙江的欠发达地区。尽管有着比城市里更好的生态环境（被誉为“浙中大盆景、天然氧吧城”），但还是有很多人从家乡出走来到大城市。事实上，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并不只在我们县存在，而是绝大多数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以浙江省为例，在全省58个县（市）中，2010年常住人口数高于2000年的县（市）为31个；而在常住人口数最少的20个县市中，只有武义、三门、云和和岱山四个县的常住人口数在增加，其他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很多县的常住人口数更以20%的速度在减少。

如果再以常住人口数与户籍人口数的比值来排名，就更有意思了。全省58个县（市）中，只有17个县（市）的常住人口数高于户籍人口，义乌以135.54%的比例高居第一；而文成县则以71.02%的比例居倒数第一。不难理解，那些常住人口数高于户籍人口数的地方，往往经济发达；而常住人口数少于户籍人口的地方，大多属经济欠发达区域。

那些不在户籍地居住的人在哪里？只要稍微用下大脑都知道，他们流向了城市。就像我的乡亲们一样，他们没有城市的户籍，但是已经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以上海为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常住人口为2300万，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670万相比，整整增加了630万。必须指出的是，自从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从1993年起至2011年，上海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19年为负数，2012年才“转正”，为0.26％。。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与上海户籍常住人口之比从2000年时的1:3上升到2012年时的2:3。

这么多的人口流入，给特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公共服务压力，不少本地户籍人口因此颇有抱怨，而中央也有“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但是对于人口流出地的政府而言，最大的抱怨就是人口太少。我曾经在家乡的网站上看到不少店家的抱怨：“磐安餐饮业这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根本硬伤在于磐安人口少、餐馆多……”

从2012年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磐安县域总体规划的批复》来看，县一级政府确实该为人口数量操心了。根据《磐安县域总体规划（2006—2020）》，磐安县中心城区规划区面积228.06平方公里。2020年人口规模按县域常住人口2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15万人、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0万人规划。以过去十年间常住人口数量变化的趋势，估计到2020年无法达到常住人口23万的规模。如果人口数量没法达到，那就意味着新增的很多基础设施将会被浪费。

为什么我的老乡宁愿没有户籍也要在上海、杭州和义乌等城市工作和生活？当他们离开家乡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权衡过利害得失：大城市有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房价过高等所谓“城市病”，家乡却是交通顺畅、环境优美。可以想象到的是，这种人口流出的趋势还没有结束。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老家每年有将近1000人因为高考离开家乡，但每年大学毕业生回家乡就业的却只有300人左右。这些人流到哪里？当然是大城市。

如何应对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而小县城人口越来越少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简单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就能解决。人口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把它看成一个经济现象，但将来，人口变化或许还会引发行政版图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在我看来，恐怕这将是今后十年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