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我觉得老年人都是宝贝

郑重

1935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县农家，1956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文汇报社。在文汇报工作近四十年，从事采访、评论、理论写作及编辑工作。《文汇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郑重著有《谢稚柳传》、《唐云传》、《林风眠传》、《程十发传》、《张珩》、《收藏大家》、《海上收藏世家》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上海

郑先生为人豪爽，对文化界的旧闻烂熟于胸，说起掌故如数家珍。

郑重先生在“文革”期间与许多上海画家成了患难之交，更与谢稚柳、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等人成为挚友。

在上海，郑重爱结交画家。而在北京，他爱结交学者。“因为我觉得上海学者可谈的不多。北京就住着一批学者，我觉得北京的画家不如上海画得好。在北京，我搞的是科学报道，也没跑过文艺，也没跑过文教。和文化学者打交道，只是我自己的爱好。”郑重跟俞平伯、顾颉刚、冯友兰、张伯驹、夏承焘、朱光潜、周培源、启功都很熟。“除了我的采访对象，我平时交往的就是这么一批人。我年轻的时候喜爱尊重老年人，我觉得老年人都是宝贝。俞平伯的道德修养，哪里找去啊？顾颉刚有点锋芒毕露，启功先生倒圆滑一点，但很有风趣。夏承焘的词学研究，冯友兰那种学问，朱光潜那种与世无争，那种大度，都找不到了。”

2012年，郑重的安徽老家宿州二中盖了一个新校区，图书馆命名“郑重图书馆”，郑重捐了五千册书，又办了谢稚柳、陈佩秋艺术教育中心。“因为谢先生一直有一个心思，叫我搞书画普及工作。我要实现他这个心愿，就向中小学生进行书画传统教育，把他们的心陶冶得纯洁一点。”

在落难时候结缘

时代周报：你起初怎么会认识那么多画家？

郑重： “文化大革命”时，我是逍遥派，这些老画家都变成牛鬼蛇神，原来我跟他们认识，但不熟。我不会画画，但心里有这种爱好，这些老画家最困难的时候，我就和他们在一起玩。他们在牛棚里，我们去访问他们。像谢稚柳在扫楼梯，我帮他扫楼梯，跟他聊天。批林批孔的时候批判唐云是“复辟”的老头子，没人敢让他回家，我陪他回家，他是酒仙，我就陪他喝酒。我又不会喝酒，喝了酒他就到楼上去了，给我画画。

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跟他们玩。“文革”他们都关在上海博物馆，我跟他们接触以后，博物馆管文教的工宣队就向文汇报社告状：你们这个郑重，一天到晚专门找我们的牛鬼蛇神。我们工宣队也找我谈：你怎么不务正业，专门找这些人采访干什么？我说：我是记者，要了解情况。因为当时张春桥规定工宣队不能管业务，只能管运动，他们没有权力管记者的。我就利用这个情况去接触这些老画家，还收集他们的诗词，像谢稚柳的《鱼饮诗稿》。我们每个礼拜四到车间劳动，我学会排字，就把他的诗稿一个字一个字排好印了用订书机订起来。他到处送老朋友，几十个人跟他一起唱和。我也收集唐云的诗，我准备了一张长卷，每搜集几首，就让他抄写在长卷上，成为一个很长的卷子。后来谢稚柳给我写了《唐云诗稿》的引首，裱成大卷子。

另外，我收集他们的文章，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干的。

我和唐云、谢稚柳、王个簃、陆俨少、刘旦宅交往。那时候不怕，刘旦宅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我还是照常去看他。因为我是农民的孩子，又没有历史问题，没有任何政治错误。我又是入党很早的人。《文汇报》都知道我玩画，那时候包括一些老干部欢喜的，就让我为他去向画家讨画。我的画多了，放在地上，有朋友来，我说你捡好了。那些老先生确实对我都好，有一天晚上，谢稚柳先生拿出几个卷子来叫我看，我知道他想送一个卷子给我，我说：这张蛮好。他说：这张你拿走吧。当时都已经是这么样的关系，你跟他做一点事情，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跟谢稚柳谈怎么样鉴定，那时候没有录音，我就把他的谈话写了两三万字的文章，送到排字车间去排字，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看到我写的手稿及排出来毛样贴在布告栏里，写了按语：“试问这样的文章能发表吗？”我真的出了洋相。可是到晚上，原稿和排的样本不翼而飞了，领导也没有批评我。我就产生一个相反的想法：这玩意还有人欢喜，说明我这个东西还行，所以还继续和他们交往下去。

那时候真的玩疯了。一点一点往家里夹，另外还可以裱画，河南路有一个裱画店老师傅，跟我很投缘。他看了画说：好，拿来我给你免费裱画。

时代周报：那时候那些老画家的处境怎么样？

郑重：当时生活都很困难的。唐云家在曹家渡，我请他吃顿饭一块六毛钱还是几块钱，他吃得很开心。我那时候也没有钱，我老婆来了上海以后，我请唐云到家里来吃饭，一间小屋，他照样来。吃过饭了就画画，他给我女儿画了一张画，画个麻雀。谢稚柳关在家里，想去莘庄梅园看梅花，我有个朋友在医院的，会开汽车。我说：你能不能开着汽车，咱们到莘庄观梅去。看了一天梅花，谢先生开心得不得了。谢先生回来以后，拿了一些画给我那朋友，说：你挑吧。那朋友说：我要它干嘛，我不要。后来他后悔：谢先生拿了这么多画给我挑，我一张没要，不知道现在这么值钱啊。

后来画家凡是有什么困难的都来找我。我帮助他们到药厂弄药，陪他们在医院看病。尼克松来访华前后，文化有点松动，我就趁机出了一版上海画家的画。“文化大革命”没人敢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今朝更好看》。当时报社党委副书记是造反派，我就拉着他去看，我说这些画怎么怎么好，向他灌输。这个党委副书记被我说动了，到上海画院去看画，选了几幅画，山水、花鸟、人物都有，经他同意出一个画刊。这些当时都是禁区，好像我就是书画界的代表人物一样。后来又发表了书法的文章，我还以鲍蔚文（文汇报的谐音）的笔名写了提倡连环画的文章，为被批判的《山乡巨变》等连环画讲话。我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在书画界真是如鱼得水。

后来要批黑画了，我知道要批哪些人，就赶紧给他们通风报信，我告诉刘旦宅：你的画赶快收起来，马上要批黑画了。

时代周报：回顾记者生涯，采访书画家是不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专业？

郑重：在报社，没有专门分给我采访书画，我完全是自己业余爱好的。我正儿八经的职业是跑医学、科技的记者，没有当过美术记者，但是《文汇报》这个地方宽容，你去搞别的，报社也不管你。报社的其他人也有点怨言，但报社领导不跟我讲，那我当然可以去搞了。美术组没人比我跟这些画家熟，我到任何一个画家的家，都可以坐下来吃饭。你想想看，任何一个画家的事情，我能办到的都会认真去办。在“文化大革命”，我积累了很多资料，那时候没想到要写书。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么远见，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绘画还值钱，画家还吃香。我没有这么个觉悟。我替他们感到惋惜，那时候有一个意识：这些人将来都死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了，我要帮这些人留点东西。我做了很多笔记，我想自己留点东西玩玩。要是那时候如果想到，书画会像今日有这么个市场，我不好意思要画了。

这些老先生都不得了。我很尊敬他们，有学问，人品真好。一个个没有鸡肠狗肚的事，都很大气。在和画家的交往中，也在不断地淘汰，我觉得某位画家不以真诚待我，我就跟他不往来了。凡是和我交往的画家，我就积累了一些材料，当时不知道要写书。我听到什么，回来就记，我很多学问就是从那时候学的。比如谢稚柳跟我讲某张画、某某人，我根本听不懂。我回来就赶快查书，那时候《文汇报》的书库没有封闭，一直开放，图画书籍很多。过几天我再去他那儿，跟他聊天，就可以把话接上了。谢先生讲：郑重还懂一点嘛。实际我是现炒现卖的。朋友一世，友情终生，谢先生去世，我还在整理他的东西。后来我写了谢稚柳、唐云、林风眠的传记。

时代周报：当年你最熟的画家是哪几家？

郑重：谢稚柳、陈佩秋、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这几个我是最熟的。我经过很多的淘汰，最后就只有这几个人了。一个个都像神仙一样。唐先生那种潇洒，谢先生那种学问，谢先生在背后从来不大爱议论人家坏话的。来楚生那种耿直，字也好、印也好、画也好，不得了，可惜死得太早。陈佩秋的艺术精益求精，心地善良。刘旦宅的执着、疾恶如仇。我跟他们在一起玩，回来以后我就自己用功夫去读书、研究。

品评人物不能脱离时代

时代周报：从晚清以来有所谓“海派”之说，这个传统有没有一直延续下来？

郑重：晚清以来的海派，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这一个系统，其他的系统不能称为海派。程十发不承认自己是海派，谢稚柳也不承认自己是海派。吴湖帆严格来讲都不属于海派系统，而是属于苏州“吴门画派”。如果按我的观点，流派要讲风格。过去有京派、海派之争，当时北京的京派对上海是看不起的，因为海派吃饱饭没事干就抱着那些官员拍马屁、不严肃、下九流。从风格流派来讲，齐白石是海派，他是顺着吴昌硕过来的，当然他后来变了，比吴昌硕更通俗化、更引人注意了。像程十发应该是标准的海派，他是从任伯年出身，但他自己不承认他是海派，他认为海派是对他的侮辱。老的观念海派是不成系统的下九流的艺术，不入正轨，是一种草率的艺术，是个贬义词，现在内容更新了。后来说上海海纳百川，因为诸多流派形成这么一个流派，到现在我们叫上海“海派”。过去上海收藏家，也跟京派不一样的。

时代周报：那一代画家，到“文革”期间，艺术已经很成熟，但每个人的经历都很坎坷。

郑重：我见到的那些画家，当时他们都60岁左右，大概都比我大30岁，都很成熟了。解放前期，他们的画的风格出来了，比较稳定，也有锐气、灵气。唐云先生那时候的画都有灵气。现在大家都说谢稚柳先生对宋元那一路的成就，其实谢先生真正创造性的是落墨法。他的画多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很漂亮、工细。但是他的风格是落墨法，奔放、大度。好的落墨法不是应酬别人的东西，是他的真正生命力。我觉得人们对谢稚柳没有真正地理解。现在谢稚柳早年的画最值钱，他早年的画模仿较多，画得比较拘谨。

时代周报：政治运动对这些画家是什么样的影响？

郑重：伤害非常大。家里的纸张都没有，谢稚柳先生家就只有一个圆桌子吃饭。在草纸上面作画，没有纸的，抄家很厉害。唐云好一点，家里虽然抄家了，但纸张还有。谢先生“文化大革命”在家里还在悄悄地作画、写字。艺术真的变成了他们的生命，这些人都非常超脱。后来有人叫谢先生给邓小平、叶剑英画，他没画过，厉害吧？

还有一个张大壮，有六朝人物那种仙气。有一次巴金带着茅盾来看他，我到他家去，他说：他俩来看我，我装病躺在床上，没跟他们多说话。茅盾是他舅舅章太炎的学生。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人家说话？他说：他是大名家，我跟他说什么话呢？他又说：茅盾那个人怎么一会变成国民党，一会变成共产党，变来变去的。这些人都有人格的尊严。一个个对社会、潮流都有一套自己的做人原则。这是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没有低声下气的。在人格上，我从内心里尊敬他们。

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什么政治的观念，尽管叫他去学习、发言什么的，他下面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套，对政治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应酬。上面讲那一套，他们就不放在心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规律。叶浅予来上海，谢稚柳请叶浅予吃饭，都是老规老矩的。任何朋友来，谢先生要走到门口拱手相送。张大壮有病都不去医院，他说：医生要把你治死的。他自己会中医，会开药方。他活了70多岁，那真是有本事。

时代周报：我曾经看过一幅俞平伯写给你的字，录毛主席诗词。

郑重：俞平伯给我写了毛主席诗词，我说：平老，我不要毛主席的诗词，你写你自己的诗。他说：你别害我。我说：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又不会揭发你。他说：好，你过两天来拿。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幅。你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感到很舒服。他很天真，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冬天，他穿一只袜子，去香港讲学，因飞机晚点滞留在宾馆里，连一只袜子也没有了，我们到处给他找袜子，就是这么一个平和的老爷子。我跟张伯驹很熟。张伯驹给我题了好多画。有一次我拿着谢稚柳的一个卷子请张伯驹题，张伯驹打开一看：哎，谢稚柳的。马上叫潘素：你过来看，这个是稚柳的东西。他们都是朋友啊。我跟顾颉刚及他的家人也很熟。我到他家里去，叫他题个卷子，第二天他进医院了，他女儿打电话说：不能给你题了，进医院了，自那以后没出来。一直到他逝世，我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

我原来想做一本《顾颉刚传》的，后来有人写，我就放弃了。后来朱维铮专门挑他日记的毛病，说他给蒋介石祝寿，我对朱维铮说：那是什么时代，你对人物的评论不能脱离时代！

社会应该感谢收藏家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想过，改革开放之后画坛变得越来越市场化？

郑重：没有想过。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画家一旦辉煌起来，我就离开他们。因为给他做事的人太多了，围着他的人太多了，我何必再去凑热闹呢？1980年代我就转向收藏，跟那些还在世的老一辈收藏家打交道了。因为我“文化大革命”接触了文物清查小组，看到他们抄家，看到繁华的东西，看到博物馆又把它们收进来，看到收藏家命运的辉煌和沦落。我觉得他们跟画家是另外一路，在他们那里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就去搞这一路。结果收藏现在成了这么大的世界了。我认为这些收藏家贡献很大，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不是他们收藏，我们哪来这么多东西看呢？徐森玉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博学多识，为人低调。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许多书是向他请教的，让他去借什么版本就是什么版本，向他请教哪种书应该出，哪种书不应该出。罗振玉研究甲骨、青铜器文字，也向他请教，跟他写了几十封信。抗战时中国故宫文物南迁，解放战争时期，故宫文物运台，都是他负责。我写了一本《徐森玉传》。后来我写《张珩》，他也是个收藏家。

时代周报：收藏家对中国书画到底有什么样的推动？

郑重：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就是收藏家起作用嘛？古代的官方收藏，一旦发生战争，改朝换代，统统都要换掉，都没有了。这些东西就靠民间流传下来，故宫就是民间流传到里面的。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收藏家功不可没。

那些收藏家的故事确实非常感人，他们也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后来我又进入了这一领域，画家像谢先生有更多人围着他们了，有的变成他们的学生了，我就很少去了。我做收藏家研究，这些收藏家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做了这么多人物传记，没有一个家庭跟我闹矛盾的，没有一个家庭来说你这个史料是搞错的。我做了很多人物，光书画家、收藏家就几百人，没有一个人因为史实上的问题来跟我打官司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安慰吧。现在我也老了，新的收藏家我也不接触了，现在收藏也变成一个商品了。

时代周报：你对当下画坛和收藏界，了解多吗？

郑重：我现在基本不接触了。现在这个市场已经走样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共同语言也少了，我是传统的观念，不能与时俱进。我认为现在画家所追求的不一样了，收藏家的理念和我的理念不一样的，过去收藏家也要买卖的，但好东西在他手上，起码要留上三十年吧。现在三年也不留，进来就出去，完全变成一个商品了，他判断书画价值就看价格高低，完全闹着玩了。我觉得没有共同语言，我说一说，他们就说：你这个老朽，我跟你接触干嘛？人家听不进。我跟书画家也接触少了。你现在到人家里去，他们都要警惕你，觉得你到他家里去有什么目的。我从来都不主动要画的，都是老先生给我的，画好一张画送给我，有的还装裱好，给我送来，这是老朋友，有着共同的语言。现在你去到画家家里，他提高警惕，眼睛瞪着你，好像你要去他家要东西一样，谈话也是，除了谈他的一张画卖了多少钱，很少探讨艺术了，不畅快，没有知音的感觉。时代真的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