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漂浮如孤岛
本报特约记者 董子琪 发自北京
“北漂伤痕文学”是中国网民的创造型拼贴—将当代“文艺青年的北漂体验”嫁接至上世纪80年代深思民族苦难的“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198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思潮主流，开端于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班主任》，来源于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于1978年8月1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小说《伤痕》。
上世纪80年代文学青年的“伤痕书写”，多回忆由城市下放至农村的生活见闻（如张贤亮的《灵与肉》、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今，触发文艺青年们 “伤痕”的空间次序逆转，不再是从城市下降到农村，而由中小城镇上升至北上广—从地理到心理的一系列波折变化引发的伤痛渐渐结疤，成为一代新“伤痕”。
大同小异的北漂故事
“曾经，我对东北人有着很深的成见，就如同北京人对天通苑存在着成见一样。天通苑，亚洲最大的社区，却不过是一堆劣质混凝土堆砌起来的房子，它到处是房子，只有房子，恨不得所有角落都盖成房子，浩瀚楼宇遮挡了日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对北京人来说，天通苑是纽约的布鲁克林，是都市边缘的贫民窟，这里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低廉混乱的租房机制，成为低收入者的理想栖息地。北京人买了或分了天通苑的房子，一般不会过来住，他们只在合同落实后驱车前来向中介索要银子……”
这是风靡豆瓣的日记《日落天通苑》中的一段，作者王云超，豆瓣id “大蛋蛋”，目前在一家上市酒业上班。《日落天通苑》写了“我”和一群底层东北人在北京著名北漂小区天通苑的生活。
2007年，王云超本科毕业，从家乡石家庄来到北京。他学的是艺术类广告设计，毕业前已在石家庄当地找到一份稳定的设计工作。“因为是学艺术的，在石家庄做不如在北京，我不是才华型的设计人才，也期待转型，当时也有同学先来了北京，所以就裸辞了。”
到了北京，王云超的第一个落脚点是立水桥昌平村，和大学同学一起住，三人一间，挤在由石头搭成的床上，等待转行机会降临—一等等了三个月。第一份工作是某公关公司的会展策划，后又因为对工作氛围不满，王云超很快辞职，陷入了为期两个月弹尽粮绝的困窘生活。
因为本就反对他进京，家里人断掉了对王云超的经济支援；再加上和同屋舍友闹僵，王云超心寒透顶，之后求职又碰上台湾老板拖欠工资：“台湾奸商走之前还劝我跟着他一起创业，后来幸亏没有跟着他，他第二年就被捕了。”
和王云超相比，远子的北漂生活显得文艺些。
远子，原名王基胜，目前在豆瓣阅读任编辑，已出版北漂日记《十七个远方》。远子毕业于苏州大学哲学系，曾跻身考研大潮，试图跨专业投考北大中文比较文学研究生，“之前就对世界文学感兴趣，对哲学反而没感觉，所以才想考个研究生，但已经抱着做炮灰的心理准备了”。考研失败后，求职继续受挫，2010年夏，远子加入了北漂行列，试图寻找编辑类工作。“还是想能做跟文字编辑有关的工作。哲学系的，又能做什么别的呢？！”
初到北京，远子遭遇过很多面试骗局。“比如有场电影公司的面试。当时也很专业地问我喜欢什么电影，聊库布里克聊了半天，告诉我第二天要去顺义片场探班，收了我一百块钱路费，当天回去我就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更多的求职片段如发传单、做培训、攒书（在小公司自己编写心灵励志，商业培训之类的书）、街头卖唱等都被远子收入进自己的豆瓣日记，后集结成书《十七个远方》，被人称为“有史料价值的北漂日记”。
还有更多的王云超和远子。在北京，他们经常更换工作和处所，身边朋友去留无定。他们留在北京的理由无一例外，“北京是文化中心，北京集聚了最多的资源，有着最激动人心的机会”。
不是“伤痕”是礼物
虽然《十七个远方》的封面文案醒目地写着“北漂伤痕文学代表作”，虽然被外界认为是“北漂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王云超和远子对 “北漂伤痕文学”还是各有看法。
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远子表示，所谓“北漂伤痕”，本是网友戏谑性质浓郁的“自创词”，纯粹是开玩笑的性质，只是把他在文章里写到的那些坎坷经历拎出来用“伤痕”形容而已，而且就现在看来，“当然也不是什么文学流派，也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美学风格”。
但作为小说宣传推广时“半官方”化标签，“北漂伤痕文学”这一说法难免引发人们对两个时代、两种年轻人不同精神焦虑的比较和联想。远子介绍，有不明就里的媒体曾问及他的短篇小说和上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的关系，“他们说，你挺厉害的啊，写的‘新伤痕文学’啊”。
在远子看来，被“北漂一族”限定的“伤痕”，其实只是给在“戏谑”语境中的年轻人分享的。“这伤痕，只是年轻人在城市生活中经历的一些事件，和以前的伤痕文学完全不可比，也没有那些厚重的政治意义。”远子强调。
王云超则直接说自己很讨厌这个标签，因为它无形中单薄化了他的故事内容。王云超认为自己的《日落天通苑》本来是写亲情的，只是借了一个天通苑做舞台而已，最后却被一大堆北漂族激动地顶上了豆瓣推荐首页，他很无奈。
在王云超看来，北漂经验带给他的与其说是伤痕，不如说是一份宝贵的礼物。王云超反复强调的，是北京给予北漂的机会—尤其是对那些怀揣梦想、希望施展才能的年轻人而言。最终，这些年轻人有的实现了精神追求，有的得到了物质报酬，“毕竟在十五年前，这些经历都不可能有。如今能有机会寻找志同道合之人，在滋润的文化氛围中生活，能有金钱物质保障，能够人格独立，怎么能说是伤痕呢？有这些理想，就不算有伤痕。” 说到北漂过程中最苦的事，王云超说，反而是家里逼婚。
即便对于那些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北漂经历也不完全是艰难苦涩的。在《日落天通苑》里，王云超写了小三，写了KTV陪酒女，写了同性恋群体，“她们在北京也可以独立地生活，不用看丈夫的脸色，不用受传统的折磨，可以追求无果的爱情，可以寻求短暂的温暖，而这些，在她们原有的家乡，都不可能。”王云超说。
另外，“以前的伤痕文学是回忆，如今的这种是写现实”，王云超认为这是“北漂伤痕文学”的另一大特点。
不愿代表任何人
在聊及自己所写作品与北漂群体之间的关联时，王云超和远子都强调，使用“北漂伤痕文学”只是为了方便归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的个人经验并非“北漂”共享，他们“也不知道别人具体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平常圈子很小”—他们不代表“北漂”群体，也不为这一群体发声。
虽然生活地点如天通苑是北漂一族集中工作或生活的公共空间，但无论是《日落天通苑》还是《十七个远方》，都呈现出一种个人化的孤独感。
孤独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王云超说，当年在小镇，他喜欢摇滚乐，品味的稀缺程度，差不多是一百人里才有一个。来北京，也是为寻找一种合适自己的文化氛围。和同屋舍友闹僵一年后，王云超还是找了当年的舍友合租，即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微妙。“没有别人可以合租。”他自然地说。
如今，王云超找到了位于北五环的单身公寓。“我是学艺术的，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想法很怪，我还是比较适合独居。其实我的圈子也非常小，朋友也都很少，就两三个跟我差不多的。”
远子也说，现在因为租的房就在公司边上，所以日常生活范围很小，基本都是宅着的状态。除此之外，偶尔会去听独立歌手的民谣现场，认识一些喜爱诗歌朗诵的朋友—就连工作中的同事，也是以前认识的网友。
与生活中的“宅”状态形成对比的是，两位作者在北漂文学里热闹地穿插各种朋友、同事、舍友和偶遇的人物轶闻，很多时候，是这些人而非半虚构的“我”扮演了性格鲜明的主角。远子写招聘会遇到的陌生女孩，和他同住在燕郊的哥儿们石头，六郎庄的老板娘，虚构的奥森公园女孩；王云超与同来北京的舍友失和的经历，也让他写出了《你像我认识的那个男孩》。在《日落天通苑》里，王云超还挪用了一个朋友的经历，形成了整个故事的高潮：在租户打砸抢黑中介的情节里，虚拟的“我”基本没起作用，只有眼睁睁地看“壮举”发生。
这是一群游移在孤绝与集体两端的写作者：以自己孤独的日常生活，想象一种热闹的集体生活。
“网络原住民”的发表方式
网络已经成为当代文青写作的首发平台，寄希望于传统文学期刊的发表方式已经被如何掌握网络发表技巧取代。他们为自己拿主意。
“开始就是写给朋友看的。”王云超说。《日落天通苑》发表之前，王云超之前写的几篇文章先是被《北斗》编辑相中发表，继而被韩寒主编的《ONE》邀约，“但是《ONE》主要针对低龄化的、25岁以下的大学生的，篇幅也比较短。我担心那些灰暗现实的长文会不太合适，所以关于伟大的天通苑的这篇就在豆瓣发了。”
王云超介绍说，因为《日落天通苑》的火爆，目前有很多书商向他约稿、写书，陈国富甚至邀他商谈剧本，但他觉得还缺最好的创作时机，所以准备放一放，“等到年后，仔细思量，再不那么仓促地写出一些内容”。
远子也说：“我一直写，开始不很理想，缺少回应，很孤独。”在豆瓣日记发表、电子书出版之前，远子的写作平台就是QQ空间和人人日志，交流对象也仅限于亲戚朋友和同学，但后来因为经常得到诸如“你要想开点”之类的评论，也避免写作对象出现在回复里的尴尬，远子一般写完就删。之后，他转移阵地到豆瓣，一开始也是少人回复，直到那篇写自己在书店工作的日记《商场里的地下王国》。这篇日记先在豆瓣发表，后在微博被大V转发，访问量激增，借助这个契机，远子将之前的日记在短时间内一一贴了出来。“不是当时创作的，而是将囤积的文章都在那个时候发了出去。”他笑说。
目前，正在持续地调整自身、寻求合适写作方向的远子，也正在考虑如何能写真正让自己满意的文学作品。“作者都想出书，我也想写长篇，我也关心人性这样的问题。不说了，再说下去就太装了。”
说起未来，王云超和远子都不准备长住北京。王云超颇有感触，“我应该是北京朋友最讨厌的那种人，在北京赚够了本事和回忆，就回家了，不管把这里糟蹋成了什么样。但我留不下来，我拼不到户口，也买不起房子”。
链 接
2013年12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编的《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８０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在京发布。该书结合多个大型数据库，涉及在校大学生、毕业生等多个群体，涵盖教育、就业、文化、消费等专题，从社会学视角对“８０后”青年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进行全面呈现。
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对青年群体的成长影响很大，“拼爹”确有其事，挑战着传统文化中“知识改变命运”的惯常思维。该书通过对９８５高校在校生经济生活条件、学业成绩、社会交往和就业预期的数据分析表明，知识只能在程度上改变命运。“他们的起点并不完全平等，不仅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同，而且进入精英大学后适应能力依旧受到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隐形制约。”
研究还发现，被称为“网络上的原住民”的“８０后”，在消费主义与转型期下呈现价值真空的现状。“‘８０后’网民以其运用互联网的优势和流行文化的主导者身份，创造出了草根化、平民化、娱乐化且不乏叛逆精神和批判力量的青年文化，开辟出了话语空间”；“‘８０后’知识精英高度肯定改革开放，对社会未来较有信心，但对当下社会持消极评价。”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