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赫尔曼（于施洋 译）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很远的比亚克雷斯波区长大。我的童年充满了各种未曾亲历的记忆，全都来自母亲神奇而可怕的讲述：一天，哥萨克人屠杀过后放火烧村，姥姥冲进火海抢救孩子，最终仍不幸失去一个。每当危险降临，外公总是取出一个装着18世纪羊皮卷的小箱子，开始诵念《创世纪》。
和众多俄国革命工人一样，我父亲知识非常广博，就像现在称的“文化人”。我母亲热爱音乐，要求我们学习钢琴。他们从不把我们限制在“隔离区”，无论行动上或思想上。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选择了割礼，向欧洲正在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致哀，但我并没有被强制灌输任何宗教教育，我记得很清楚，13岁那年生日我收到沙雷·阿列姆（注：以意第绪语写作的著名俄国犹太作家）的全集作为礼物。
我爱上过邻居家一个小女孩。我喜欢她黑黑的膝盖，不自觉地从心里流淌出爱的诗句，带着初恋的韵脚。
她叫安娜，11岁。一开始我只是送给她阿尔马富尔特（注：阿根廷作家）的诗，就好像亲手写的一样，但见她笑得那么开心，我便开始努力尝试拿出自己的东西。
我不记得写出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样了，但发表的第一首还记忆犹新。其实从很早、8岁甚至之前，我就读了很多诗。诗歌具有催眠的魔力，我一方面被那种声响所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陶醉在不能领会的词语那无尽的神秘中。
11岁的我每当《红与黑》杂志到手就读得废寝忘食，因为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历险故事。每期有一个专栏讨论集邮，另外一个随机设置，我寄出过五六十张邮票企图讨好编辑，但诗总是被退回。后来有一次终于发表了，当然也是一首未竟之爱的小诗，大概说的是：爱情，永恒执着的幻梦，愤怒的命运将它改变。
12岁时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接着就发了两天的烧。家里有一个院子，尽头一道薄板楼梯通向哥哥的房间。每逢周日我会走到那边拿起书一口气从头啃到尾。那时读的主要是西班牙古典著作，加尔西拉索、克维多、贡果拉、洛佩·德维加……但我听到的第一首诗却是普希金的俄语作品：哥哥把他还记得的一些片段念给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了“天赐的诗意”。
父亲是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而母亲对生活有独特的理解：贫困确然存在，这是事实，但人类精神并不因此停滞。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自许为诗人，放弃了化学专业，然后我陷入爱情，放弃了一切。我做搬运工人送家具、卖汽车零件、最后通过发票发现了一条从铅笔到墨水再到打字机的道路。
后来我进入《青年》杂志的圈子，那是一本1950年代流行的刊物。
一个人可能写作多年但从未想过发表，写只是满足一种抒发的需求，像我发表就是受到了一群朋友的鼓励。我们编了一本《硬面包》，大家一起商定哪些书能出、顺序和其他。令人欣慰的是团队中没有出现争执，投票决定我的《小提琴及其它》首发。我们也开始组织公开的诗歌朗诵，那是1955年政变之后，在“面具”剧院；我也因而有缘结识了劳尔·冈萨雷斯·杜尼翁，经介绍邀请到的贵宾。我们还在街区俱乐部、图书馆和各种不同地方朗诵。
我写诗完全因为懒，因为诗的好处就是字少：全篇短、诗行也短。不过我还是尝试过小说，甚至写到了30页，名字大概叫“诗人日记”，但都是闹着玩的。我也写过一本故事书，1967或1968年的时候，但更多的是表达我为寻找诗意和语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都不确定它们是否能称作“故事”，也许只能算一些小篇章，有些部分已经遗失了。
（原文有删节）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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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