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风险”：近期中日关系的关键变量

胡令远

复旦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战后的前50年，世界大格局无疑是美苏两极世界的建构与解构。后50年，我们预计，世界将逐步走向中美关系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虽云多极但向G2倾斜”的时代。而现在正处于这一时代的前半段，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积累过程中逐步走向中线临界点的时期。虽然大趋势难以逆转，但这一时期无疑容易出现重要变数，因而是一个相关各方特别是有战略性重大利益关切的主要国家加大博弈力度的高度风险期。

因为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趋势，所以即便从国家利益比重的角度，对这一趋势最为敏感、反应最为激烈的，以国家而论，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和紧随中国之后的日本。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既定轨道前行，中美日关系聚焦于这个轨道的“切点”上：美、日上下其手，力图使中国行进在下切圆的轨道。因为常识告诉他们，一旦越过中线成为上切圆，惯性的作用即意味着要多付出的代价。而接近“中线”的上下切点，离心率都非常高，很容易失控，象征着这是一个高风险甚或高危期。

而当下预示这一高危期的象征，可谓集中体现在“安倍风险”上。所谓“安倍风险”，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蓄意推高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引发危机的风险，企图最大限度地借此激发国内的民粹主义，实现扩军修宪的政治军事目标；同时，“安倍风险”也包括日本拉战略东移的美国下水，推高中美在东亚直接对抗的风险，以求渔翁之利。

“安倍风险”的形成原因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安倍风险”亦如此。

冷战后日本的“三个神话”相继破灭。首先，战后日本最引以为荣的“经济神话”破灭，其后长达20 年也没有恢复元气；其次，“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执政的“超稳定政治神话”终结，代之以“十年十相”的政局乱像；第三，以“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东北大震灾引发的核电站事故为标志的战后“社会安全神话”被打破。

与上述“安倍风险”形成的国内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在野党、执政联盟包括自民党内派系之间，因为选举政治的原因，它们对安倍的制约大大弱化，这也是“安倍风险”不断得以加大的内在要素之一。

此外，安倍本人信奉的以岸信介为范本的极端保守、反动的政治理念，无疑是“安倍风险”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加之“梅开二度”对安倍来说意味着是最后的机会，所以“安倍风险”系数非常大，具有执著性的同时，也带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性和疯狂性特征。其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即为表现之一。

2013年，地缘政治中海洋权益的效应也愈发凸显。日本是一个战略资源极度匮乏的发达国家，在陆地资源几乎开发殆尽的情形下，当代日本战略家高坂正尧指出，日本除了向海洋要资源、图生存之外，别无出路。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之后，日本借机正式确立了“海洋立国”的国策，大力推进包括将冲之鸟礁改造成“岛”等扩展“蓝色国土”的海洋战略。近年，中国逐步确立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这本来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并没有以此威胁日本的主观意图。但安倍处心积虑，以地缘政治的心理效应，以及作为岛国日本的国民因为资源、海上运输线的先天不足和脆弱性而形成的对海洋权益的敏感性，利用钓鱼岛主权争端宣扬中国的“物理性威胁”，放出“安倍军事学”的“安保三支箭”，就容易具有煽动性和欺骗性。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重返东亚，“再平衡”的选项很多，但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对其盟国，在海洋权益方面制衡中国是其首选。对此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不言而喻也是形成“安倍风险”的重要外部因素。

“安倍风险”的四大挑战

首先，“安倍风险”将在安全领域对中国和平崛起构成重大挑战。

这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双边关系上，因为任期内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所以为达此目地，他必然会蓄意分阶段、有步骤地不断利用钓鱼岛等挑起事端，中日关系也就因而难有宁日。特别是严峻对峙下的东海海、空域发生其蓄意为之、或擦枪走火的风险，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不能排除发生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在地区层面，今年安倍将在去年放出“安保三枝箭”的基础上，实质性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安倍将迅速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越南等进行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军事合作，给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制造麻烦。在全球层面，安倍可以更放手地要求欧美在武器出口、高科技转让等方面对中国的限制，在世界军售等领域杯葛中国。

不言而喻，在所有三个层面中，日美同盟都起支撑作用。特别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日美同盟的内涵，包括军事合作的区域范围、一体化程度等将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安倍上台后还一直热衷于在所谓地球仪外交中搞“2 2”，以期在多种层面中对中国形成牵制作用。这一切，说明“安倍风险”在安全领域，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重大挑战。

其次，在道德制高点上将带来全方位挑战。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特点，战后日本外交实践中向以经济为支撑，但安倍无论是在第一个任期，还是“梅开二度”，都高调祭出“价值观外交”，倾力打造“价值联盟”，意图从软硬两方面包抄中国。

再次，安倍风险还体现为外交上充当围堵中国领头羊的高度自觉意识。无论是在地区层面的遍访东南亚，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有所表现。

安倍上台以后，一是一反战后日本外交一向低调的传统，表现异常活跃；二是针对性非常强；三是肆无忌惮——几乎在所有访问国都公开指责诋毁中国。他在精心编织对华包围网络时，公开宣称要成为制衡中国的“领导者”，做围堵中国的领头羊的意识可以说高度自觉。

最后，“安倍风险”还存在着“综合安全保障”方面的挑战。“2 2”之外，安倍还热衷于以经济援助捆绑安保以制衡中国，这特别表现在他的东南亚和非洲外交上。结合上述三个方面，仅就东南亚而言，“安倍风险”已经给中国造成重大挑战。即中国要付出更多的外交努力和资源，才能对冲。而在即将启动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也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局面。

管控“安倍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管控“安倍风险”可依以下三策：

一是中美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由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性，如果中美关系能维持相对正常状态，日本就不会走得太远，“安倍风险”亦在可以管控范围。一方面因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对手，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将成为其长期的地缘政治战略取向，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把握好相对的两个方面的平衡点，同时也是制约“安倍风险”的关键点。此外，日美之间在现实利益和对二战成果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这也给中国提供了降低“安倍风险”危害性的机会。

二是清楚认知“安倍风险”的道德短板。由于安倍本人持有非常保守、反动的哲学理念和历史观，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欧洲议会等对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问题上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言行予以了严厉批判。中国应在国际和日本国内加大对“安倍风险”道德短板的揭露，使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和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不攻自破。

三是要以地缘经济优势破解“安倍风险”的综合安保设想。中国应以东南亚为中心谋划大周边外交格局，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破解以经济捆绑安保的“安倍风险”，中国具备优势。

展望未来，如果“安倍经济学”不崩盘，“安倍风险”将使未来数年中日关系总体下行的趋势难以逆转。除了做好上述降低“安倍风险”的工作之外，针对东海海、空域不测事件，应相机实质性推动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做好日本今明两年解禁集体自卫权乃至修宪的精神、外交及军事斗争准备。

总体来说，除非发生重大变局，中美之间总的大趋势还是朝着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走，这是我国外交的成败所在，也是能否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前提下，“安倍风险”效果有限。但同时需要防止的是，日本走向孤立，从而最终拥核，这是最坏的结局。在这方面，需要中美共同努力。

（本文选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1月14日发布的年度国际战略报告《失范与转型：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3》，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