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真的无可救药？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2013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及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是安倍上台后极力推动所谓“积极安保政策”和“积极和平主义”的具体化，“武器出口三原则”等长期以来被日本奉行的谨慎安全政策正在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即便是中韩等国对此发出警告，但平心而论，日本力求在军事安全方面“大有作为”的趋势几乎是无法逆转的。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甚至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它似乎也在预示，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日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正在发生范式层面的更动——显然，北京和东京很难再回到“和平友好”的蜜月年代了。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安倍真的很“轴”，上台后完全摆出一副与周边国家死扛到底的姿态。让日本成为军事大国从而实现“自己保护自己”，是安倍多年来一直坚守的“使命”。在数月前接受日本杂志采访时，安倍将韩国称为“愚蠢的”国家，对中国的评价竟然是“荒唐”。他的算计或许是：既然没有办法与中韩两国首脑会面并“改善关系”，那就正好趁着这一互不往来、互不待见的时刻把日本想做的事情都尽快做完——反正生米做成熟饭，就算以后北京和首尔想来和我安倍谈判，手中的筹码也会变得更多更重。

日本政客的这股“轴劲儿”，实际上反映了日本的一种战略文化和政策行为模式，说得好听点，就是有时过度的理想主义会在决策过程中支配现实主义。1941年，日本掀起的侵略战争陷入困境，臭名昭著的二战战犯、时任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对另一位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首相近卫文麿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闭上眼睛，从清水寺的舞台上纵身跳下”。

而如今，“安倍的蛮干政治”已昭然若揭，以至于日本重要政论杂志《选择》刊文探讨如何予以应对。去年11月底，安倍政府不顾民众担忧，在众议员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包括两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31位日本知名学者发表共同声明，称该法案威胁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与和平主义，使日本走向“秘密国家”和“军事主义国家”。造成“安倍的蛮干政治”的制度原因在于，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度造成日本大量众议员出现“一任游”现象，即就任一届后便被选民抛弃而无法实现连任，加之政治资金分配权和人事权由党首掌握，自民党内的不同派阀相互制衡的格局也在瓦解，安倍可谓权倾朝野，党内反对势力和权力监督机制严重受损。这便是未来安倍有可能会更加肆意妄为地推进自我政策议程的重要原因。

毋庸讳言，围绕钓鱼岛的主权争端让中日关系陷入近几十年来最困难的时期——“政冷经冷”。但人们依然愿意期望，经济可以成为改善这一重要双边关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的钥匙。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安倍在安全战略方面表现得咄咄逼人，但他内心的最大焦虑其实还是在于经济。而他所采取的战略的最大缺陷在于：想要用具有侵犯性的安全手段（有利于增强权力的集中，激发民族主义并获得国民支持）来为国内经济变革的实质性进展寻求动力。

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财政和货币刺激，让近期日本经济增速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且出口明显增加，但“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却很有可能难以发出——消除经济管制等结构性改革遭到来自自民党内外的强大阻力。

实际上，安倍如果足够聪明的话，不应忽视一个重要现实：中国依然可以成为中日实现共同繁荣的有力伙伴。日本2013年10月的对华出口与前年相比增长21.3%。11月19日，中国副总理汪洋接待了由丰田总裁张富士夫率领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北京发出的与日本改善关系的信号。

虽然很多中国人喜欢谈论日本经济严重依赖中国，但事实上日本一直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伙伴。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问美国之前先去了日本，邓小平将此次访日比喻为千年前徐福东渡扶桑寻找“仙草”之旅，而邓所想要的“仙草”就是日本在二战后实现现代化的秘密。除了先进技术，他特别重视日本的管理经验，还请“管理之神”松下幸之助、“钢铁帝王”稻山嘉宽帮助中国提高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

如今，中国正在拥抱又一个“邓小平时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比35年前开启改革开放实际上更充满挑战性。在环境治理方面，中日绝对是“命运共同体”，日本拥有世界领先的环境和能源技术。在应对老龄化方面中国也可向日本借鉴经验，2025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突破3亿人，中国政府鼓励利用外资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并力争使这一市场的规模在2020年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此外，不断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需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化能力，而日本企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扩张深耕。如果看看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崛起中的日本经济和日本企业的打压，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当前所遇困境与之简直如出一辙。如果中国企业能够仔细研究日本企业的教训和经验，就有望在自己“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

另一方面，难道日本经济不再需要中国了吗？的确，在近年中日政治关系转冷的大背景下，日本经贸界正在推进“中国+1”战略，即寻找中国以外的国家规避风险，逐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2013年上半年，日本企业对东盟地区的投资高达103亿美元，增幅超过55%，是对中国投资的两倍多。即便如此，日本企业仍然不得不认识到，受教育水平较好的劳动力、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巨大的国内市场、不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层等构成了中国的综合性比较优势，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的确要比很多东南亚国家好。从商业利益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出发，日本企业需要想方设法分享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繁荣。

更重要的是，未来数十年，中国和日本的各自繁荣都必将依赖一个深度融合的亚洲，而中日合作则是推进亚洲一体化的关键，双方可以发挥不同优势。很多日本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正在推进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对日本来说是一剂毒药，TPP的规则是为美国的巨头企业在亚洲攫取利润服务，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难以承受TPP带来的压力，而TPP也正使亚洲国家分裂为不同阵营。曾经被认为是亚洲经济一体化重要基础的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正因日本和中韩之间政治关系的恶化而陷入艰难境地。

“中日互不需要”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和缺乏远见的，经济上的“脱钩”会让彼此失去维护和平关系大局的最后一道保障。北京和东京都在各自推进雄心勃勃的国家振兴事业，它们都需要一个更理性、更精明、更有效的大战略，也都需要正视彼此正当的安全关切。中日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冰雪消融”需要两国领导人找到一个可以重新搁置领土主权争议的办法。

不少日本学者和评论家提出，安倍实际上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张面孔，可这一次，我们却迟迟看不到安倍的后一张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