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敦煌壁画

作为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专业画家，张大千携家人弟子于1941年春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临摹了276幅壁画。同时张大千对石窟的结构、彩塑与壁画的内容、多少、大小均做了文字说明和年代考证。结合正在浙江美术馆举行的敦煌艺术展，浙江美术馆也与收藏张大千临摹壁画最富的四川博物院进行了合作，展出的60多幅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系首次对外展出。

舒哲

张大千与敦煌，仿佛是一部传奇，一位天纵奇才历经千难万险终成大业。人们现在看到的是他辉煌的成就，殊不知背后蕴含的无尽故事……

四川博物院珍藏的张大千先生画作中，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尤令世人瞩目，那一幅幅金碧巨作，一层层清逸笔墨，一枚枚玲珑玉印，一段段过往旧事，将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大千世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画家张善孖先生和张大千先生既取意《大风歌》，又撷明末清初画家张大风之名，为他们的画堂命名为“大风堂”。

张大千从老师和朋友处多次闻悉敦煌艺术之雄奇，于是心生游历之念。1941年春至1943年夏，他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两位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远赴敦煌，偏居两年零七个月，摹习壁画。他认为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非一般匠人所绘，而是名家的杰作，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敦煌之行成为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精心筹备

为了做好临摹的充分准备，张大千托友人从青海塔尔寺等地购买画布、纸笔、胶粉；从西藏（据说是从印度或缅甸进口至西藏的）运来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办日用品，前后动用了78辆驴车才运至敦煌。

1942年，张大千又专门从青海塔尔寺聘请了藏族喇嘛画师昂吉、三知、格郎、罗桑瓦兹、杜杰林切同赴敦煌，帮助准备画布和调制颜料。喇嘛画师用绝技制成的画布天衣无缝，布面光滑；自制的佛画颜料历久不变；金粉的亮度绝无仅有；木炭条细如发丝，宽如面条，刚柔适度。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经历中，藏族喇嘛画师的鼎力相助是不可缺少的。

编写序号

到莫高窟后，张大千立即被满壁彩绘和精美的彩塑所慑服。他首先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张大千以祁连山的水流方向，从南到北、由低向高、再由北向南、由下至上往复进行，仿佛英文的E字形。历时5个多月，共编309号。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

临摹之功

张大千学画时就非常重视临摹古画，他强调“师古人之迹，先师古人之心”。（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刘力上的谈话》）

在摹习方法上，他认为：“临摹，就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通过一张又一张的画作，仔细观察它的变化，并加以了解、领会、深入内心，达到可以背出来的程度。然后经过背临过程，把古人技法运用自如，最后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张大千《对友人的谈话》）

原貌重现

张大千在《谈敦煌石室》中说：“敦煌现存之（壁）画，约三分之二已变色，其余完美如新。用其银朱和粉绘色者都变为黑色，现临摹者以皮肤为黑色，实为大错。石青、石粉所绘之部现尚崭新，而粉与石彩、银朱均不能混合，一经混合，经久即黑。”

基于对壁画的色彩分析，张大千临画的方法是透过现象，恢复原状。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其目的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方法，为己所用。

倾力为艺

敦煌的生活清苦艰难，日用品皆需从外地购买。为改善生活，他们自己开荒种菜、养鸭。因藏、回、汉民族的饮食习惯不同，张大千特别开设了三个灶。

冬天，敦煌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须到200里外的沙漠中寻拾枯木，以供做饭、取暖。为防土匪的侵袭，张大千还花钱请当地驻军做护卫。

为维持敦煌的开支和供养四川的家人，张大千每至深夜仍在赶绘作品，以寄回四川托朋友代售。敦煌之行令他债台高筑，粗记耗资5000两黄金。为偿还债务，张大千只得将珍藏的200多幅古画忍痛出售。

虔心写佛

莫高窟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壁画色彩多已退败，在摹制壁画时，须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张大千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

他们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个个蓬头垢面。张大千常常一手持烛，一手执笔，或立于木梯，或蹲或躺卧于地，经数十次观研之后方才落笔。其艰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如作家高阳所说：“张大千在敦煌是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同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

躲避匪乱

1943年3月22日清晨，张大千忽闻有土匪来袭，他们只得躲在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三百零五号窟，洞口由几名保安警察守卫，一名喇嘛骑骆驼出去求救。另一士兵独自携带武器入山，频放空枪，声东击西。整日枪声不绝于耳。晚上城内驻军赶来，巡逻达旦，土匪方才离去。所幸人和画均无损伤。后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