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六叔”学做慈善——邵逸夫慈善事业启示录

新华网广州１月１１日电（记者赖雨晨）香港娱乐大亨、慈善家邵逸夫日前逝世。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消息，自１９８５年以来，邵“六叔”通过与教育部合作，向内地教育事业捐款金额近４７．５亿港币，建设各类项目６０１３个，“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除了盘点、褒扬其巨大贡献，国内慈善界还可以从邵氏慈善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启示一：广泛捐赠　兼济天下

邵逸夫先生终年１０７岁，一生经历了数个世代，他的慈善之举也带有很多华人慈善传统的烙印，例如对乡梓的回馈、对公共设施建设的重视、对兴教助学的偏爱等。

但比起一些富豪更倾向于捐助家乡建设、扶持同乡的做法，邵氏慈善突破了“老派”乡土慈善的范畴。他关注的重点远远超出了自己所生活的香港和祖籍宁波，不仅遍及中国，更有不少西方人受惠于他创立的“邵逸夫奖”。

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管理办法》（下简称《管理办法》），赠款由各学校向教育部申请，由教育部根据各地发展实际，以及前一批邵氏赠款项目的实施情况来统一安排，两个因素所占权重四六开，既能够照顾到相对欠发达地区的需求，又兼顾平衡。近年来，邵逸夫基金还重点支持了西部的教育设施建设。

“邵逸夫奖”创立于２００２年，分为天文学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和数学科学奖，迄今已颁发１０届，得奖者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１２个国家。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兼济天下”的视野，才使“逸夫楼”和“逸夫学校”成为中国无人不知的慈善品牌，“邵逸夫奖”的国际影响力也逐步提升。

启示二：高度专一、专业

在广泛捐赠的同时，邵氏慈善也体现了高度的专一和专业。邵逸夫先生的慈善捐赠遍及教育、救灾、医疗等多个领域，但仅就其在内地的捐赠而言，教育在其中占绝对比例。根据教育部统计，邵逸夫基金教育赠款项目是当前海内外爱国人士通过教育部捐款持续时间最长、赠款金额最大、建设项目最多的赠款项目。

资源的集中投放，使“逸夫楼”“逸夫学校”能够形成自己的品牌效应，有效地与受捐方的需求进行对接，同时也保证了项目运作的高效——《管理办法》对资助对象、条件、每个项目的赠款力度、要求的配套资金、申请程序和审批规则、项目建设与管理、资金拨付等都作出了细致而明确的标准化规定，操作性极强。在数千个教育项目中一以贯之，而不是随意地这个领域投一点、那个领域捐一点，真正把慈善做成事业。

事实上，国内不少基金会、尤其是企业或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也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专攻领域，例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主攻互联网捐款平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专注于环保领域，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启示三：与政府良性互动　撬动地方政府和其他途径资源

邵氏慈善在内地的巨大成功，还与其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有密切的联系。教育部承担了邵氏教育赠款项目的申报和专家评审工作，邵氏基金在教育部推荐的基础上决定最终的捐赠方案，双方的合作能延续近３０年，足以证明其中的互信与优势互补。

除了教育部，邵逸夫教育赠款还撬动了地方政府和其他途径的资源。《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邵氏慈善所捐赠的基础教育项目，其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能够提供不低于１：１比例的配套资金，而高等教育项目，项目单位要确保能够提供不低于１：３比例的配套资金。邵“六叔”是大富豪，但他不做唯一的金主，而是以一种企业家特有的精明和务实，发挥了赠款的杠杆效应，为内地教育事业带来了更多的投入。

教育部门对邵氏慈善的长期配合与支持也值得更多政府部门深思。华人社会不缺慈善传统，中国企业家其实也不缺钱和善心，但当前仍然缺少鼓励他们投身慈善的政策土壤——我国慈善领域立法落后，对慈善捐赠的财税优惠也不完善。

曾有专家估算，立法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年至少阻碍了上千亿元的捐赠、阻碍了上千万人的就业和上亿人次的志愿者服务。向善的道路仍不畅通，中国慈善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甚至挫伤了很多慈善家。

(原标题：跟“六叔”学做慈善——邵逸夫慈善事业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