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一体两面的战略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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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1月6日电题：“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一体两面的战略互动关系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武心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武心波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发表《“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一体两面的战略互动关系》。

文章指出：“安倍外交学” 与“安倍经济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后者的灵魂、精髓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最终战略指向，两者呈正比关系。日本以东亚大变局和美国重返东亚为契机，利用其惯用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和娴熟的外交手腕，试图通过制造新的对立和冲突，将日本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非常巧妙地转化为强大的地缘经济优势，以重温旧梦，再次崛起。

武心波在文章中指出：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推行的经济改革已一年有余。“安倍经济学”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留下诸多让人不解的困惑：安倍此次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法并没有超出此前日本历届内阁刺激经济时所惯用的手法，但为什么之前无效而此次却有奇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是个很内向的问题，但安倍的表现却十分外向，以咄咄逼人的战略姿态和异常亢奋的热情和激情，不惜将大量时间和主要精力投入到外交和安全领域。安倍自上任以来几乎每个月都进行外访。截至目前，访问国家近30个，并在十个月内访遍东盟十国，在国内外与日本举行首脑会谈的国家超过110个，为此前任何一位日本首相所不及。“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两者之间的反差十分刺眼且怪异。

“安倍外交学”是一个有待界定的概念。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2013年12月17日发表分析文章，指出安倍在2013年里，将“经济”和“对中国”这两大课题放在外交活动的优先位置。武心波认为，“安倍外交学”的核心内涵是借美国“重返东亚”之机，用冷战思维来应对东亚大变局，试图在东西之间和中美之间制造新一轮的陆权与海权的对立与冲突，从中牟利。“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是不可分割的两面，共同构成了日本新一轮的国家发展战略。

那么，以安全为主要内涵的“安倍外交学”与以治理国内经济为基本内涵的“安倍经济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隐秘关系，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迄今仍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战略上的因果互动关系呢？

“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两者所形成的高度密切的战略互动是建立在彼此达成的极其隐秘的战略共谋的基础上的，即以此次东亚大变局和美国远东战略大调整为契机，利用其惯用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战术）和娴熟的外交手法，通过“战略搅局”制造矛盾和冲突，试图将日本所占据的对华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地缘战略禀赋），非常巧妙地转化为强大的地缘经济优势，试图重温旧梦，再次崛起。“安倍外交学”是“安倍经济学”的精髓，也是其基本战略前提，而“安倍经济学”则是“安倍外交学”的最终战略指向，两者间关系呈正比递增走势，且逻辑上高度一致。

这是一场交易。“安倍外交学”(战略搅局)和“安倍经济学”之间隐秘的战略关系，实际构成了一个“再平衡”的利益交易等式，也即“安倍外交学”表现得越出色——对华遏制攻势越凌厉，对中国崛起的和谐战略环境破坏得越有效，战略搅局作用发挥得越成功——日本获得西方的扶持和从美国得到的各种好处和红利就越多，“安倍经济学”也就越有效益和生命力，这样日本经济也就能越快地从疲软中走出而由弱变强，美国也就越能从日益强大的日本对中国不断增强的遏制作用中分享到好处，实现其“以日制华”、平衡东亚地区大国关系的最大战略收益。

因此，这是一场十分隐蔽而又骇人听闻的战略交易，而这场交易是隐藏在美国“重返东亚”战略这一厚重铁幕后悄悄进行的。“安倍经济学”为此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种高风险的战略投机。“安倍外交学”实际已成“安倍经济学”的灵魂所在。“安倍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内向型的纯经济学，而在于外向型的力量博弈的大外交学。外交成为日本最大的战略资源。“外交在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着十分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起着一种神奇的杠杆作用，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这也是一场赌局。表面上看，“安倍经济学”好似一场单纯的经济改革运动，实则是一场国际政治经济的世纪豪赌。“安倍经济学”是以“安倍外交学”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安倍外交学”又是以对抗崛起的中国、在亚洲挑起中美冲突，试图营造亚洲新冷战局面为战略目标，因此“安倍外交学”无疑成了“安倍经济学”的最大战略帮手，双双将日本的身家性命都赌押在了未来中美必然走向冲突从而引发亚洲新冷战局势的这盘日本非赢不可的赌局上。

“安倍经济学”是日本巧妙利用中美战略博弈的产物，更是日本搅动东亚局势朝“半冷战格局”方向演变的产物。美国对日本的战略纵容和力挺，具有帮助日本尽快走出衰退，扶强日本，在自身财力不济的情况下借助日本力量来遏制中国的一面。但同时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这就是一并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这一面所带来的高风险则被美国忽视了。“美国重返亚太把中国当作假想敌的最令人担心之处，就是使其忽略了世界面对的真正威胁，那就是核扩散和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泛滥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从日本新近在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发展独自军事力量以及安倍政府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态度不难看出，军国主义在日本呈死灰复燃之势。有专家一针见血指出，日本强军配合了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瞄准的是中国，因此获得美国的默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亚洲态势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态势岂不有惊人相似之处？美国对日的纵容，不正是当年英法对德的绥靖吗？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未来世界的不太平是否从此发端？届时美国还能独善其身吗？”（《谁是美国与中国的敌人？》，美国《侨报》2013年7月13日）

无论“安倍经济学”在技术层面所存在的各种棘手问题对其的影响如何，仅仅从其对大国关系的外交投机性看，“安倍经济学”不仅弥漫着冷战气息，而且毫无疑问也同时是一场政治豪赌，即其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了中美因钓鱼岛、朝鲜半岛以及南海问题而引发的摩擦、对立和局部性冲突必然导致新一轮冷战或半冷战局面的出现这一战略判断和政治预设上。试问，如果中美大国关系的建构并非日本所希望的那样，而是出现了另一种转向，作为豪赌的政治玩家日本还能成为赢家吗？

这更是一场风险。围绕着这场赌局，“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之间轮番上演以及两者间私下进行的“能量转换”，正不断地显露出大量的风险，风险的快速积累将日本变为了全球高风险的国度。“日本风险”的迅速外溢对大国关系、地区稳定和全球和平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日本在财力和时间双双不济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加快战略上的冒进速度，提升“安倍外交学”的对抗强度和烈度，使其战略重心由外交上的全面对抗向军事上的对抗提升转换，衍生出作为其变体的“安倍军事学”。安倍晋三主导下，日本政府2013年12月17日正式决定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以此战略为指导方针修订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决定了未来5—10年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和军备整饬的大方向，堪称日本安保政策和理念的根本性转折，而这也标志着危险的“安倍军事学”正式粉墨登场。“安倍军事学”一旦启动，军国主义势力就会崛起，军国主义的安魂曲——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然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挑衅国际正义，践踏人类良知，挑战与邻国关系的底线。国际社会对安倍此举表示强烈质疑，对“拜鬼”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表示担忧）——就会立马奏响，意在为军国主义的亡灵招魂，为未来的军事冒险行为壮行。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战略冲动，会把日本强行带入到战后罕见的高风险的军事冲突中。日本一旦完成了这种战略提升和转换，其潜在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不仅会给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还会玩火自焚，把日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而时代毕竟发生了变化，日本的这种建立在传统地缘政治基础上试图通过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缘战略禀赋”博取巨额战略红利以重振雄风的战略企图，正受到包括具有全球化背景的新地缘政治诉求在内的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极大的制约，旧梦难以重温。

第一，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日本是冷战时期的最大赢家，而中国则是全球化时代的最大赢家，如今这两个赢家之间正在发生着碰撞，进行着历史博弈。全球主义的暂时受挫，使国家主义伺机抬头，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剧烈较量在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地区的未来走向。如果说旧式的国家主义战胜了全球主义，那么日本将再度崛起，中国无疑会遭到重创；如果新一轮的全球主义战胜了迅速抬头的旧式的国家主义，那么顺应全球主义历史进程的中国崛起将得以实现。东亚大国的未来命运，不仅取决于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资本的全球意志和判断，取决于超级大国的战略眼光和胸怀，取决于人类社会对未来的政治诉求和最后选择。

毫无疑问，挑起大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试图重返冷战时代或重回旧式的“国家主义”冲突时代的企图，是与人类政治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的。传统地缘政治与全球化背景下新地缘政治对未来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在相互依赖和合作共赢基础上的新地缘政治转向正在积极地消弭着纷争和冲突，尤其是在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方面，正在不断地挑战甚至是突破传统的权力转移的逻辑。时代无法改变，全球化进程难以逆转，日本的倒行逆施必遭失败。

第二，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弱，能提供给日本的战略红利有限。美国影响力的相对衰落，加之经济上也面临着诸多和日本十分相同的问题，美国所能给和实际能给日本的好处或战略红利会十分有限，如美国对日元贬值的容忍度将会因美国也要考虑自身的出口能力和经济利益而大打折扣。

第三，全球性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十分脆弱，就是大国有心，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国既无力支撑也无法容忍日本为满足一己私利而“独享红利”。受日本政策危害的国家，可能会通过货币战争和其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去实施自保。

第四，安倍政府无视深陷危机的本国财政而贸然采取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将导致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1990年后，日本逐渐成了全世界第一大债务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1990年日本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68.04％，到2000年已上升为142.06％，2010年攀升至220％。截至2013年6月30日，债务更达到1008.6万亿日元，首超千万亿日元，与GDP之比达240%），反过来进一步加深日本债务危机。与此同时，为解决债务问题而不得不实行的消费税率分阶段上调的做法，也会给“安倍经济学”造成很大的压力，构成实质性的巨大挑战。这场豪赌在国家财力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一旦失败，很有可能就此葬送了日本。

第五，日本强势回归传统国际政治和重建传统国家的巨大冲动正日趋失去理性，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无视《开罗宣言》精神、挑战战后国际体系，否认历史，推卸战争责任，慰安妇必要论，模仿纳粹修宪行为，参拜靖国神社等），显示出“安倍外交学”不只是单纯的战略选择，而且还是挑战人类道德和正义底线的反人类行为，具有很大的危险和破坏性，必然引起全球的不安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高度警惕，受到正义力量的制约。

因此，安倍所出演的这场高超的“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战略组合大戏，能否帮助安倍实现其在美国国会高喊的“强大的日本回来了”的愿望，人们拭目以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新华网日本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