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读物出版社社长赵凡:“他逐篇审定全部书稿”

昨天，《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下称《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编辑出版期间，贺国强曾先后主持召开7次编辑小组会议，对文集的整体框架、篇目选择、内容取舍提出意见，参与讨论和修改了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很多文章的标题都是他本人提出和确定的。

党建读物出版社社长赵凡昨天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介绍本书的编撰过程。

210篇文稿绝大部分首次公开发表

新京报：《文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整个编辑出版工作历时多久？

赵凡：2012年11月下旬，由有关方面人员组成了文集编辑工作小组，全面负责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到今年1月，《文集》正式面世，整个编辑出版工作共历时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来，我们与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力求零差错、无缺憾。

新京报：能否介绍一下《文集》的大概内容？

赵凡：《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是一部重要的党建文献。全书共选入贺国强同志不同时期的报告、讲话、谈话、文章、批示、信函210篇，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贺国强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亲身参与了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一系列重大部署的决策和实施。《文集》的主体，就是贺国强同志在中央工作十年间的文稿。

《文集》框架由贺国强本人审定

新京报：这210篇入选文章是怎么确定的？

赵凡：篇目的确定主要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一是主题集中在党建工作上；二是重点选录国强同志在中央工作十年间的文稿；三是体现思想的连续性，从时间上适当向前延伸，收录了国强同志在地方和中央部门工作期间的部分文稿。

新京报：贺国强本人参与文稿编选了吗？

赵凡：《文集》的编辑是在贺国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历时一年多的编辑过程中，他先后主持召开了7次编辑小组会议，研究讨论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对文集的整体框架、篇目选择、内容取舍提出意见，很多文章的标题和内容都是他亲自审改确定的。结集后，他逐篇审定了全部书稿。

新京报：能否介绍一下编选思路？

赵凡：本书分为思想建设篇、组织建设篇、作风建设篇、反腐倡廉建设篇、制度建设篇五个专题，每一专题文章按照时间排序，便于读者更直接地抓住作者的主要思路和观点。

另外，文稿的标题大多是重新拟定的。因为原来的标题大多类似于“在某场合的讲话”这样的格式，改后的标题，非常鲜明地体现作者的主要观点，读者只看标题，基本上就能把作者的主要思想看出来。

提供了解党建工作重大决策的全息视野

新京报：贺国强长期担任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主要领导，他的文集在这些问题上有哪些看点？

赵凡：这部文集，回顾了党的建设领域一系列重大决策、重要活动、重要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进程，许多内容首次公开，看点很多。这里我提示几处：

党的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科学考察、合理使用干部，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文集》中有很多文章，对社会关注的干部工作原则、选拔任用标准、考察方法和具体政策提供了权威性解答。

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国强同志主持中央纪委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文集》关于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建设、探索国家预防腐败机构职能作用的途径和方法、完善党内巡视制度等方面的论述，非常值得一读。

新京报：书中还有哪些观点让你印象深刻？

赵凡：贺国强在党建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开创性的思想观点。比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从单项突破迈向整体推进，抓试点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观点；反腐倡廉要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既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观点；大力推进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把集中出台法规文件作为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的观点，等等。

这些观点和内容不仅对当时的组织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体现到了管根本、管长远的思想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对做好新时期党建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京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在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上发力，《文集》此时出版，有什么现实意义？

赵凡：《文集》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连贯起来看，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央是如何坚持多年持续用力，有重点、有步骤地做好党建工作的。

作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文集》体现了贺国强抓作风建设的一个特点，就是突出重点，把关注点聚焦到狠抓工作落实、改进会风文风、厉行勤俭节约、切实维护团结这四个方面，把道理讲透、把措施敲实。

比如改进会风、不要求领导干部陪会，文稿力求朴素平实、不要刻意讲究对仗整齐，调研轻车简从、尽量不要扰民，以干部住房用车等问题为重点坚决刹住奢靡之风等，都体现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务实作风。这些内容对当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深入查找和解决“四风”问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张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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