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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和美国医生爱德华·胡美一样，历朝历代怀着不同目的来华的西方人中，总会有人注意到中国的城墙，并留下各种评论，以及珍贵的图像资料。
日前，在纪念上海筑城4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系教授陶飞亚就“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城墙”这一主题进行了史料和图像的梳理。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陶飞亚说：“城墙承载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过往，见证着社会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一个文明的脸面。”
早报记者 田波澜
“整个城墙展现在我们面前。城墙外，宽阔的湘江像浅黄色的丝缎流向西北，消失于深色的远山中……
我们在高大的城墙上行走，常常谈论说美国人从来不会规划这样包围和防御的城墙，绕城十余里，四十英尺高，顶部足够三辆汽车并排行驶，城内的人口有三十万。”
这是美国医生爱德华·胡美（Edward Hicks Hume）眼中的长沙老城墙。胡美是耶鲁大学学士，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博士，1905年夏天，29岁的内科医生胡美，带着妻儿从印度孟买来古城长沙行医办学，次年办起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雅礼医院（后更名为湘雅医院）。闲暇时，他喜欢和孩子们到长沙城东南的天心阁城楼，爬上最高层，观看他们最喜欢的城市和河流的景色。
日前，在纪念上海筑城4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系教授陶飞亚就“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城墙”这一主题进行了史料和图像的梳理。陶飞亚说：“城墙承载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过往，见证着社会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一个文明的脸面。”
初印象：
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
马可·波罗被誉为第一个将中国用文字展现给西方世界的人，他笔下是这样描写汗八里大汗皇宫城墙的：
“……在这个广场内还有一个广场，它四周的城墙极厚，高二十五英尺，城垛和矮墙全是白色的。这广场周长四英里，每边长一英里，和上述的广场一样，南北各有三座门，场中也同样建有八个建筑物，作为皇帝藏衣之用……这里青草茂盛，草场上的每条小径都有砖石铺面，比草场地面高出三英尺，使得污泥雨水不至于积成水坑，而只是向两旁流,用来滋润草木。”
陶飞亚说，除了城墙的形制、功能外，马可·波罗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元朝当局曾经下令拆毁各地的城墙，以削弱被征服地区民众的抵抗。
16世纪末，欧洲人对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描述。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Mendoza）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中，引用了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对中国城墙的描述：
“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较为幸运，通过不懈努力，他终于获得了入城居住的权限，在南昌城墙内的衙门附近买下一幢房子。
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这样描述中国城市与城墙：
“……他们的城市大多建在河畔，可通航，城市四角有壕堑，使城市变得十分坚固，不仅城市，连镇子都有高而坚实的石墙围绕，高有一寻，其余的墙都是用砖，但坚实到用锄都很难打碎。一些城市有很宽的城墙，四人或六人可以在上面并排而行，墙有很多堡垒和楼塔，彼此相隔不远，有城垛和宽廊，他们的总督多次去消遣，饱览山川和芬芳的田野……”
“但是在赞叹城墙的宏伟之后，他也注意到了中国城墙特殊的文化与政治意义。”陶飞亚说，“利玛窦注意到，朝廷对皇族极度防范，生怕他们造反，太子以外的皇子只许居住在外地，不得入京，中国的城门夜间都得上锁，修筑城墙似乎是防自己人而不是异族，而欧洲人修筑城墙则主要是防异族入侵，并不是为防本国人暴乱。”
细致的笔触：
前近代时期的探险者
18世纪末，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1792年到1794年间，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参见乾隆，这个庞大的英国使团，肩负着对大清帝国进行全面考察的使命，行程路线分布较广，途中兴致盎然，留下了更多关于城墙的记录。
“他们甚至对长城青色的墙砖是经过窑火烧制而成，还是仅仅在太阳下晒制而成，进行了研究。”陶飞亚如此评论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对城墙的记录，“长城自古就是重要景点，但连墙砖都被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这大概是第一次。”
使团中另一位成员的日记，也体现了西方人对长城的浓厚兴趣：
“使团的几位绅士十分渴望将来能重访长城，以便能够更精细地研究这一奇迹；但是之前我们借以登上长城的那条通路，或者裂缝，在我们不在时很可能已经被石头和垃圾堵塞，因此就会无路可走。他们将被迫去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如果找到，那么他们便有可能在将来再一次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而随团画师Willian Alexander（威廉·亚历山大）则更直观地将长城描绘在画作中。
马戛尔尼使团的外交要求遭到拒绝，但英国并没有放弃努力，随后又派出了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到中国，由于双方在礼节上的分歧，使团一度未能进入北京城，而只能滞留通州，随团医生Clarke Abel（克拉克·阿裨尔）便趁机游览了一番，他这样描述通州的城墙：
“在到达外围城墙的路上，我们走过了一座架在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上的桥。如果保持不被填塞，这条护城河将是对入侵者的一道有力的阻隔。这段城墙修建得大概有六七十英尺高，从其城门门拱的长度来判断，大概有五十英尺厚。穿过这座城门后，我们又经过了一道与之成直角的、在第二道城墙中的门，它是由木头制成的，大概有七八英尺厚。”
陶飞亚说，当时西方人的活动，并不局限于京畿地区，广东等沿海地区才是当时中国的真正入口。比如19世纪在东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西洋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就多次画过广州海珠炮台。
被冲破的城墙：
鸦片战争和晚清时期
晚清时期，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古老的城墙显得不堪一击，城墙所象征的传统中国在西方力量的强迫之下开始缓慢而艰难地新陈代谢。
1844年，伦敦出版了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中国战事：英国军队从战争爆发到签订南京条约为止的军事行动概述》），书中配有大量出自 E. T. Wigan之手的相关插图，直观地描绘了镇江、澳门、广东等地的城墙与城门在一系列的外来侵略中的景象。【见图1、2】
“在照相机尚未普及的年代，画师们无疑发挥了记录异国风物的重大作用，用画笔描绘了当时中国大量的真实面貌。”陶飞亚说。1843年，英国著名建筑师、画家Thomas Allom（托马斯·阿罗姆）将这些图画重新编绘出版为China Illustrated（《图解中国》）。
在这套画册里，Thomas Allom借用访华画家，如荷兰人尼霍夫、英国人威廉·亚历山大、钱纳利、法国人波絮埃等人的画稿，创作了128幅反映中国世态风情的铜版画。在Thomas Allom的画笔下，南京城、 镇江西门、韶关城墙、定海要塞、珠江上的大黄滘炮台等建筑，英国人对广州周边的进攻、对沙璞的攻击，满洲府官员到八达岭巡游等历史事件，都一一呈现眼前。【见图3】
1837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照相术，此后没过几年，便传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作为战地摄影记者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创造了许多中国影像史上的“第一”。
“比如费利斯·比托1860年8月拍摄的刚刚被占领的大沽北堡角内侧，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长城照片。1860年10月24日，他拍下了史上第一张北京城全景图。”陶飞亚说。
1807年，当新教传教士试图进入中国时，清政府官员千方百计不让他们进入城内，城墙是他们面前的一道难关。而到了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此前一直被限制在沿海口岸城市活动的传教士，其活动范围深入内地各个地区，成为记录中国实况的生力军，原本需要颇费工夫才能逾越的城墙，不再是他们路途中的阻碍，而成为一道道矗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风景。
英国传教士理一视（Jonathan Lees）于1868年踏上了从天津到济南的旅途，并将沿途见闻发表在当时在华最有影响的基督教英文刊物《教务杂志》上。当他抵达济南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城墙：
“我们五月十五号到达了济南府，并在那里呆了一整天。这座城市离黄河河岸大概有五英里……在空中弥漫开来的由人声和其他声音混合成的嗡嗡声，是提醒着我们正在接近一座大城市的唯一标识。这座城由三层防御体系环绕：第一层是延展开来的泥土墙，现时已经失修了；第二层是一道新近修好的花岗岩的坚固外墙，稍稍低矮一些，将郊区围起来；第三道同样是花岗岩，但是远为高耸坚固，其正式的称呼为 护城墙 。最后的这道墙长一又三分之二英里，一英里宽，就连其下的沟渠也被缓缓流淌的河水充填起来。河中充足的水量使城内居民得以养成卫生的习惯——的确，我在这座城市中见到的肮脏之物远远少于任何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城市。”
传教士对城墙的兴趣显然不限于眼前所见，还对城墙背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陶飞亚介绍道，1869年11月的《教务杂志》中，刊登了D.D.Green对杭州城及其城墙历史沿革的介绍：
“杭州这座城市的第一道墙是隋炀帝时期建立的，大概在公元900年左右；其周长大概有36英里，但今天已经不可能确定古城的确切位置了。我所检视的关于其建城的两条线索都没能指出其究竟所在何处。城墙的形制在接下来的294年里没有任何变化；直至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昭宗时期，城墙被彻底翻修，并明显扩建。重建杭州城墙时，大约二十万人被征召服劳役，重建后的形制和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如今，传教士笔触中的城墙很多已在历史变迁中被毁坏或者破损了，他们拍摄的图片成为了以物化形式保存城墙形象的重要史料，这些图片大多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以及其他一些与在华传教有关的北美和欧洲大学图书馆中。【见图4、5】
广角镜：
民国时期传教士的照片
进入民国时期，传教士们在中国大地的足迹比起晚清时期更为深远。1936年，内地会的美国传教士毕敬士（Claude L. Pickens）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西北和华北、华中地区的穆斯林聚集区进行了一次历时长久的考察及传教，在旅途中，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使得后人得以一睹西域城墙的古貌。【见图6】
1912年，法国摄影家坎恩（Albert Kahn）一行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在中国拍摄了近百幅彩色照片，这是关于中国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彩色照片，其中存留了中国妇女、儿童与摊贩等各色人群在城墙边的历史形象。
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在1920、1921年两次访问中国，对北京的城墙、城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测绘和研究，1924年在伦敦出版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共收录他拍摄的照片109幅，测绘图纸50幅，以及大量工程勘察记录，同时引用了《顺天府志》等北京历史文献的内容。喜仁龙开宗明义地指出：“之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 因为他目睹北京古城正一步步遭受破坏，特别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见图7】
“尽管由于专业素质所限，有的测绘图不够规范，但此书仍然是迄今记录老北京城墙城门的最翔实可靠的文献，是一本至今无人超越的盖棺之作。” 陶飞亚说。
随着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城墙不再仅仅是探险或郊游的目的地，而是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比如胡美，这位使现代医学扎根湖南的美国医药传教士，是雅礼学堂、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院的重要创始人，在长沙生活了20余年，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特别的感悟。在回忆录《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中，胡美写道：
“长沙城墙共有八个门供人出入。每个门的两边都有台阶到达城墙顶部。我们常常劝说武装警卫打开锁，让我们穿过障碍物，爬到城墙上。
有时，我们会在城墙上遇到城里的孩子们。他们放着像蜈蚣或龙一样有长长尾巴的风筝。此外，城墙上有操练的湖南士兵。”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曾在《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到中国时，中国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世纪来，流行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或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
而西方人士眼中的中国城墙如何从一种防御性的建筑转变成一种带有东方式美学趣味的景观，其实也就是史景迁所说的“国家魅力”之具体表现，城墙变迁中隐含的人文历史其实也就是构成中国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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