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特约评论员 金泽刚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正式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已下发《关于实施量刑规范化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以上《意见》制定实施细则。
量刑是指刑罚制度的具体适用，对犯罪人的处罚主要是通过量刑活动来实现的。自1979年刑法实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一直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刑法理论也多重视研究犯罪定性与犯罪构成，忽视研究量刑的规范和科学化。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一个刑事案件最关注的是刑罚的适用结果，而不单单是定性如何。
近些年来，特别是1997年开始实施新刑法后，因其规定的罪名更多更细，法定刑幅度相对宽广，量刑上的不平衡问题日益显露，量刑不公使有的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成为司法腐败的台阶。于是，量刑规范化问题成为2005年和2009年分别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
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自2008年6月在全国十二家中、基层法院展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在全国中、基层人民法院全面试行量刑规范化，试行几年来总体效果良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量刑更加公正均衡，也更加透明公开。对这项试点改革工作，社会各界是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的。
也就是说，一方面，量刑规范化是健全刑事法制建设的内在需求，是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平正义的迫切期待，另一方面，还是一道防止司法错案、预防司法腐败的重要堤坝。
不过，作为一项改革制度，量刑规范化的实施还必须考虑到存在的具体困难。
首先，必须改变不重视量刑，认为量刑无理论的司法观。其实，量刑是非常繁杂而细密的工作。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启量刑改革运动，即使是实行判例法，美国的量刑指南制度也在其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影响到很多国家的刑罚适用。量刑所蕴含的理论问题还期待我们深入挖掘。
其次，要防止机械地理解和适用上述《意见》。该《意见》的第一部分“量刑的指导原则”，规定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宽严相济以及量刑均衡的原则。这些原则涵盖了丰富的刑法原理，对惩罚具体犯罪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因此，对于常见犯罪，在有具体规定的时候，要严格按照具体规定量刑；对于没有具体规定的犯罪，就要运用这些原则，依据《意见》规定的“量刑的基本方法”和“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来解决问题，而不能动辄请示汇报，甚至束手无策。而且，量刑时还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从严掌握；对犯罪情节较轻的一般性质犯罪，就应当充分体现从宽。
归根到底，再详细的量刑规范，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还是需要司法者在把握刑法原理的基础上，正确运用《意见》，才能作出公正裁决。
再次，量刑规范化不仅是刑事实体法问题，也要注意程序法的适用。量刑改革就是要使刑罚的适用更加细致深入，避免模糊不清。而法律的细致深入，离不开程序法的支持。这次《意见》特别规定有“量刑的基本方法”，包括量刑步骤、调节基准刑的方法和确定宣告刑（即法院在判决书中给被告人判的刑罚）的方法等。方法与步骤也是一种程序，其具有的程序价值必须得到尊重。只有把逐渐细化的量刑规则与程序法密切结合起来，刑罚适用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只有量刑规范化显现出看得见的程序正义，量刑改革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最后，实现量刑规范化需要全体法官的共同努力，但具体实施也不可搞一刀切。条件成熟和有试点积累的地方应该大力推行，并制定出相应的实施细则，而条件相对不足的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抓紧组织实施。各级法院不妨以此为契机，开展学习研究量刑理论、积累典型案例的活动。果真如此，人民群众，特别是每一起案件的当事人，一定都会从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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