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功甫帖》辨析

笔画之间的牵丝，书家书写时因笔画之间需气势连贯，出现牵丝是很常见的，但牵丝写得自然和顺畅。而“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 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画，再行上挑，殊不可解。以苏轼《江上帖》中“奉竭”和《致南圭使君帖》中“朝奉”的“奉”字相较，此两帖牵丝就显得十分自然。

《功甫帖》中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此帖的看法，谨提出来商榷。

单国霖

苏富比拍卖公司2013年秋季拍卖会在美国纽约举行，拍品中有一件苏轼的《功甫帖》，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历史名书法家墨迹，颇引起世人的关注。

关于《功甫帖》是否为苏轼真迹，抑或是摹本，引发出不同见解。本文兹就《功甫帖》中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对《功甫帖》

书法本体的看法

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这就是: 书画本身，是主要的。 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

《功甫帖》，纸本，尺寸未详。行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根据帖后翁方纲题跋，考证此书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约熙宁四年至五年间（1071-1072年）奉别友人郭祥正（功甫）所书，苏轼时年三十六七岁，为他早年所书。苏轼弟子又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曾评苏轼书法谓：“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真卿）、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邕）。”（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墨迹》）如书于熙宁三年（1070年）的《治平帖》，用笔精致，有着取习《兰亭叙》的潇洒形态；书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间（1077-1078年）的《北游帖》，呈现瘦劲硬朗的姿态。《功甫帖》正书写于上二帖之间，书风近于《北游帖》，在清劲中已有转为丰腴的笔致。此几个帖可看作是苏轼书风转变前的风格。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论述“作伪和误定的实况”，指出：“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又说“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写法，有时会将牵丝的笔画搞错。”同时，“又容易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

《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徐先生说：“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

苏轼书写有他自己的特点，黄庭坚记述苏轼书写的方法谓：“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赞》）又同时代李之仪记载：“东坡每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这些记载说明苏轼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是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比较柔软，笔锋含墨多，肥厚处不会开叉。他执笔又偏下，手腕着案，笔呈卧势，所写字形体偏于肥扁，运笔迟缓，墨色浓稠，故而往往左边笔画显得秀拔，而右边笔画有内收之势。

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停缀，如李之仪所迹：“涣涣如流水”，取苏轼《中山松醪帖》中的“倒”字来比照，最后一笔竖画下笔通畅无碍，仅有粗细变化，并无波状起伏。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唯有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

此外，帖中有些字笔画出现缺口或微凸的墨痕，不像是一笔写出的形态。如起首“苏轼”两字中的“轼”字，最后戈勾起笔处，出现两个尖棱，“功”字最后挑笔下端也有锯齿状突出，如果是一笔写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赘笔的，以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中题款来比照，绝无这种瑕疵。又第一行之“奉”字，撇笔起首回锋之尖端也很生硬，正如徐先生所道的摹写者往往“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这些很可能都非一笔写出，而是添笔填补后才出现不合笔顺的毛病。

另外，笔画之间的牵丝，书家书写时因笔画之间需气势连贯，出现牵丝是很常见的，但牵丝写得自然和顺畅。而“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 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画，再行上挑，殊不可解。以苏轼《江上帖》中“奉竭”和《致南圭使君帖》中“朝奉”的“奉”字相较，此两帖牵丝就显得十分自然。

《功甫帖》中以上诸点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此帖的看法，谨提出来商榷。

苏轼《功甫帖》墨迹现知最早著录于清初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全文为：“苏轼功甫帖，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 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 。后钤四印。虽只数字甚佳。”现墨迹本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330页第19号同文印相较，印文相合，应为真印。墨迹本上尚残留有四印，即右上方钤朱文半印，残存或为“图籍”二字；右下方钤“ 世家”白文方印半印；左中部钤朱文长方印半印，印文不辨；左下方钤白文长方印半印，疑为“義”字，与安岐著录记载相符。安岐著录的有可能即是此墨迹。江德量、张鏐、翁方纲等人藏印都为安岐之后的藏印。

对翁方纲题跋的质疑

翁方纲题跋共三段，下部中间钤有项元汴藏印三方。右方第一跋署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其他二跋未署年。关于翁方纲题跋的文字，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苏书别功甫帖》相较勘，在字数和文句上有出入。

与翁方纲题跋同一纸上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都有细微差别。且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未提及项氏此三印，而同书中著录苏轼《复盆子帖》中写明“帖经项墨林收藏”；另一著录苏轼《一夜帖》中，写明“前后空纸有项氏收藏印”，项元汴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功甫帖》上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故翁氏跋纸上项氏之印可断为后加伪印。

再谈翁方纲的书法，翁方纲有很深的书法根基和造诣，在书史上被誉为清中期四大帖学名家（即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之一。翁方纲楷行书根基于唐欧阳询和虞世南，尤其对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反复临写揣摩，同时也学颜真卿，吸收颜字的浑厚，中年以后形成成熟的书风。他的楷书瘦长紧劲，笔法较为清劲，较多取欧阳询法；行书结体清正紧结，而较多跌宕之态，笔法圆厚委婉，更接近于虞世南。

《功甫帖》后翁方纲第一跋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年58岁，为他中年时书。此楷书结构紧密收束，用笔较坚劲，尤转笔方峻。取他在五年前即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虞恭公温彦博碑跋》相较，结体亦瘦长紧结，然用笔并不一味坚劲，而融入了虞世南的清婉，二者小有差别。另以翁方纲也在乾隆五十五年所书的《行书伏波岩题记轴》（故宫博物院藏）来比较，虽书体狭长，然笔法圆浑厚重，转笔委婉。而《功甫帖》中翁氏第二跋同为行书，结字偏于扁方，结构不稳，转笔方峻， 两者有较大差别。此外以相近时期的翁氏书迹来比对，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摹石经跋》、嘉庆元年（1796年）所书《行书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行笔均丰厚，转笔圆婉，无峻刻之笔，与《功甫帖》中的第二、三跋之行书差异甚明显。如果说翁跋的楷书与翁之真迹书风尚相类，那行书跋就距离翁方纲的书体相去甚远。再则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翁方纲”白文印、“宝苏室”白文印诸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相较，细处都有差异，故我对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颇存疑义。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曾为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二位鉴定大师录入书中，都认为是真迹。张珩先生在《日记》（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文字中明言他看到的是影本，而上世纪40年代影本应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印制没有现代印刷那样的精致，能纤毫毕现，《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体又十分相合，张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他以后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二《晋隋唐五代书法卷》第323页里记载：“《功甫帖》一页，纸本小页，尺寸失记。”按语中谓：“《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而清末李佐贤在《书画鉴影》里著录《苏米翰札合册》，苏轼帖二札，一札是《刘锡敕》，一札是《功甫帖》；米芾二札，一札是《道祖帖》，一札是《章侯茂异帖》。李佐贤对此帖的评价为：“此册属成邸（成亲王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苏书尚完好，第二幅（即《功甫帖》）尤佳，米书前札（即《道祖帖》）已有漫漶字，后札（即《章侯茂异帖》）字虽不多而神采奕奕，有龙跳虎跃之势。”徐邦达先生文中没有明言他是否看到过《功甫帖》原迹，但记此帖为第二帖，似是从《书画鉴影》书中录来，而“极为神采”的评语也可能是看到影本后的印象。

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老师，我岂敢有半分不尊重之意。徐邦达先生每次来上海博物馆观摩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陪同，并认真作记录。2000年我还与钟银兰先生携带米芾《章侯帖》和黄庭坚《小子相帖》前往北京，向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请教，二位先生都鉴定为真迹，并写了鉴定书，尔后此二帖都收购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重要藏品。在此对《功甫帖》提出我的看法，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探讨它的历史真貌，一得之见，还请各方法家教正。(作者系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原书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