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帖中双钩”

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钟银兰 凌利中

“双钩廓填”之法，一般而言，系覆透明薄纸于书画原作之上，先以墨线勾描轮廓，再以纸绢于稿本上钩摹，墨线勾好后，再染墨敷色。以书法为例，具体而言，即以细线双钩轮廓于纸绢上，可深可淡，再填墨；或用影摹手法，将双钩稿本垫于纸绢之下，在纸绢上或摹写、或钩摹结合。上述手法，均以原作双钩轮廓为依据，故称“双钩廓填”，作品谓“摹本”或“钩摹本”等。

“摹本”最初主要用于复制古代名家原作，旨在保护原迹，以及易于传播流行、临摹学习等功用。此法盛于唐宋，并以精妙著称于史。如宋濂（1310－1381）称：“摹书至难，必钩勒而后填墨，最鲜得形神两全者，必唐人妙笔，始为无愧如此。”（题虞世南《摹兰亭序卷》，故宫博物院藏）王穉登（1535－1613）亦曰：“宋人双钩最精，出米南宫（米芾）所临，往往乱真。”（题《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由于文物散佚的原因，古代法书名画尤其是唐以前墨迹，原作大都无存，故即便为唐宋摹本，往往可视为重要文物，甚至是国宝，如著名的唐摹王氏一门《万岁通天帖》（辽宁省博物馆）、唐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故宫藏）、唐摹王羲之《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藏）等。其中被视为国宝的唐宋摹本，一般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摹自真迹原作，二是善书名家亲为。如陈方所言：“钩填摹揭之法，盛宋时，惟米南宫、薛绍彭能之。盖深得笔意者，然后可以造化，否则用墨不精，如小儿学描朱耳。”（题陆继善《行书唐摹兰亭序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沈荃（1624－1684）“加以善书之家，钩填精妙，几欲乱真”（同上）、董其昌（1555－1636）“下真一等”（题《万岁通天帖》）等精辟之论。 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对此，嘉庆间萧山文人王端履于其《重论文斋笔录》中曾就晚清钩摹作伪现象一针见血地予以揭橥：“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1）“从法帖中双钩”，实属与上析唐宋依据原作钩填之性质同中有异的另类手法。兹以上海博物馆所藏苏轼《刘锡敕》伪本以及今年于纽约所见的《功甫帖》墨迹为个中实例典型试作剖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两帖钩摹本制作的具体时间，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笔者的深入研究也在持续进行，本文拟将其中一种看法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如下，以祈教于方家。

一、《刘锡敕》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

《刘锡敕》，墨笔纸本，纵29.6厘米，横45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此作最早见于同治十年（1871）成书、李佐贤（1807－1876）编辑发行的《书画鉴影》卷一。书中，李氏视之为苏轼（1036－1101）真迹，并将《功甫帖》墨迹与米芾（1051－1107）《道祖帖》、《章侯帖》四开散页合为一册，名《苏米翰札合册》（2），又记“册后附存陈望囗、李寿朋及孝祥书共三开，均不录”（3）。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刘锡敕》伪本、《功甫帖》墨迹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各札，为时任大陆银行总经理的许汉卿先生（1882－1954后）经直隶财政厅厅长汪士元（约1877－？）物色绍介于天津陆续购得（4）。2001年，《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先生无偿捐赠予上海博物馆，体现了许氏家族的爱国情怀。此前，上博亦有幸从其家藏中选择并征集收购了米芾《章侯帖》（亦名《恶札帖》），以及黄庭坚（1045－1105）《小子相帖》、南宋《淳化阁帖》（潘祖纯跋本）等名迹。

《刘锡敕》伪本与米芾《道祖帖》原为册页，入藏前已改装为卷，名《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系许汉卿于1954年重裱所为。重装时，许氏另行添入了其从英和（1771－1840）旧家后人所获的翁方纲（1733－1818）《钩摹刘锡敕》油笺本（纵30.5厘米，横32.5厘米），并永瑆（1752－1823）《诒晋斋摹古帖》中苏轼《刘锡敕》拓本（纵32厘米，横42厘米）与许汉卿题跋合裱为一卷。捐赠前，经鉴定，上博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迹，而《刘锡敕》为伪本。徐邦达先生（1911－2012）于《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将《道祖帖》（亦名《得书帖》）作为米芾真迹著录，《刘锡敕》系伪。

（一）《刘锡敕》伪本钩摹自《诒晋斋摹古帖》

许汉卿重裱时所附《刘锡敕》拓本，出自《诒晋斋摹古帖》卷三。该丛帖共四卷，又称《诒晋斋帖》，为乾隆皇帝（1711－1799）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于嘉庆十年（1805）将其家藏东晋陆机《平复帖》、唐怀素《苦笋帖》等晋唐以来法书名作真迹辑集，由杭州袁治摹勒上石而成。是帖之精良，向为后世称道，如张伯英（1871－1949）：“嘉道间，刻帖之风颇盛，如粤之潘氏、伍氏等，多与此刻同时，然皆徒侈卷帙之富，真赝在所不计。成邸（永瑆）势位既崇，收藏亦多，是帖所刻只廿余种，由其鉴别之识，远出时流之上，不惟其多惟其真。”（5）而苏轼《刘锡敕》，即为该帖中所收仅有的一件苏氏作品。

检视《刘锡敕》伪本（以下称“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中所收苏轼《刘锡敕》（以下称“拓本”），二者的母子关系则是十分明显的，即“伪本”钩摹自“拓本”。

尽管“拓本”为石刻墨拓，尚无法与原作比肩，然而，与“伪本”（摹苏字六十八字，首尾书史填写三十字，共计九十八字）相较，则胜之。“拓本”较好地体现了书法用笔之严谨法度与使转特点，其线条凝练浑厚，精神跌宕；而“伪本”通篇无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节奏与韵律感，墨色缺乏自然过渡，呆板乏神。比较两者之用笔，“伪本”更显刻露僵硬、牵强凝滞，甚至出现大量非毛笔书写而产生的斑点、棱角、圭角等种种莫名的笔触，稍举几处：如“民”字横折、勾挑，“享”字牵丝，“上”字下横末笔收尾，“秦”字捺笔，“孝”字末笔，“思”字心底，“见”字末笔，“其”字中间两横等等。这些大量的莫名笔触，在对照“拓本”后，其缘由不言而喻，即这些莫名而非书写产生的笔触与运笔，大都出自“拓本”。事实上，由于刻拓自身的局限，诸如刻工无法将原迹线条间的牵丝表现得浑然天成（如“羲”字诸横、“隋”等字）（图一），奏刀时产生的无法控制的些微石头崩裂（如“上”字下横、“代”字“弋”、“民”字），以及刻工走刀时的些许失控（如“孝”字边缘），甚至是由于石头本身老化而产生的石斑、石花等。而这些原本属于石刻、拓本特征的笔画，较多出现于“伪本”中，这些特征都表现出作伪者依样画葫芦的固有手法。由此判断，后者非永瑆模勒上石之家藏原迹母本，而是相反：“伪本”钩摹自“拓本”，其母子关系，可谓昭然。在目前尚未发现永瑆旧藏《刘锡敕》墨迹前，拓本的历史、艺术价值，它本无可替代。

（二）《刘锡敕》伪本并非安岐旧藏

资料表明，苏轼《刘锡敕》原件首见于清初大收藏家卞永誉（1645－1712）《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6），名“苏东坡《书刘锡敕》”，属卞氏鉴赏旧物，后为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百四十一转录。其后，经江德量（1752－1793）递藏，终归永瑆秘笈，并于嘉庆十年（1805）摹勒刊行于《诒晋斋摹古帖》。此帖一出，即为后世辗转翻刻，如道光九年（1829）潘仕成（1804－1873）的《海山仙馆藏真》（卷三），咸丰二年（1852）伍元蕙的《南雪斋藏真》（丑集）等，虽同属一个系统，但诸家所刻，水平皆在《诒晋斋摹古帖》之下。

经校对，“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后的上述丛帖刻本间并无母子关系。卷中所钤“无恙”印，亦属作伪者妄加。安氏为清初书画大鉴藏家，著有《墨缘汇观》，收录其家藏苏轼《寒食诗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名迹十余件（7），其中并无《刘锡敕》。再者，包括永瑆“拓本”在内的上述刻本，皆无安岐藏印。换言之，对于“伪本”钩摹作伪者来说，即使要妄添清初鉴藏家用印，亦应钤用卞氏用印才合理。

（三）《刘锡敕》伪本中江德量、永瑆跋及诸明清藏印辨析

“伪本”除照模袁申儒、袁忠辙（1377－1459）父子及“洛阳武林甬东世家”、“东郭囗氏四要堂印”诸鉴藏印外，另添有“济阳郡图书印”、“王济赏鉴过物”、“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南韵斋印”、“莲樵鉴赏”、“成勳”、“莲樵”、“德量审定”等印，如此这般，用意在于制造永瑆等旧藏假象。弄巧成拙的是，卷中江德量（图二）、永瑆跋皆伪。江跋摹写自“拓本”，其中有些字之结体，或因字体较小，作伪者似乎显得有些不太经意，犹如本幅首尾书史摹写的三十个小字一样，与本幅钩摹苏字本身相较，出入更为明显，如“诏”、“故”、“著”、“祖”、“禹”、“袁”、“忠”、“徹”等字，其书艺逊于“拓本”，与江氏也有距离。与此同时，卷中江德量“德量审定”朱文印、“秋”“史”朱文联珠印，以及永瑆“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朱文印、“诒晋斋印”白文印记等皆属作伪者妄加。

如上所述，《刘锡敕》伪本之钩摹制作时间，可定于永瑆《诒晋斋摹古帖》后、李佐贤《书画鉴影》前，即约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下转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