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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早报记者 江村
对于上博研究者的这一报告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功甫帖》事件所带来的反思是多方面的，包括民间收藏的赝品困境、看不见的“资本之手”、公共文化机构如何发声、书法界人文素养的缺失等。
上海博物馆对民间收藏品确实极少发声，买家刘益谦尽管此前认为上博专家对一件“拍品”发表学术意见，有助于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但在其后的公开声音中则表示：“在我以往的概念中，官方博物馆的从业人员由于受文物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是不能随意对艺术市场的交易和艺术品发表有针对性的评判的。这也是我认识钟银兰和单国霖两位研究员多年却从未向他们请教某件具体拍品优劣的原因，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此后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也通过《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表示，对于《功甫帖》的研究其实是通过对上海博物馆所藏《刘锡敕》的研究而自然顺带涉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专门针对民间收藏的《功甫帖》进行鉴定，因为两者是互为佐证，研究人员是从纯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与探讨。
尽管如此，上博研究员的这一行为依然被很多文化界人士解读为是具有文化责任感的行为。
“一个事实是，当下艺术市场已经混乱到让人无法容忍的状态，一些伪劣炒作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底线，包括所谓 国宝帮 的到处鉴定，部分国宝文物回流的炒作等。”一位艺术圈人士说。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国有文博机构是不是还像以往那样极少发声是大可商榷的，“其实我认为对公众影响较大的标之以 国宝 文物，无论是在中国民间收藏还是在海外，对其真伪价值，国有文化机构的专家都应当发声,而不应噤若寒蝉,自我设限。”一位资深收藏家说。
这并非没有先例可循，比如，所谓的圆明园生肖兽首拍卖中，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生前在接受早报专访时便直言兽首并非国宝，“其实只是一个建筑构件，最多价值十多万元。”
国有文博机构作为纳税人供养的机构，在有着重大影响的艺术品与文物的争议中，在事关文化底线的事件中，是需要真正的担当与责任感的，也是需要理直气壮地发声的。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