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04年11月初,朱维铮先生(1936-2012)赴广州,参加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刊《开放时代》编辑部主持举办的“首届开放时代论坛”,论坛主题“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会期为6日、7日两天。
赴穗前,朱维铮先生写过两份书面稿,其一为近六千字的长文《“通识教育”质疑》,其二为发言提纲《“通识教育”八疑》。二稿均为朱先生遗稿中所发现,据手稿录入,但后查前篇曾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后一篇载《“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11月版)。
为一次会议朱先生有两篇文字,而且作为发言提纲的《“通识教育”八疑》提前半个月便拟好了,足见他是认真的。朱先生从来都是有所感而写。《“通识教育”质疑》存有几个残稿,皆为写了一二页即止。朱先生写作习惯是想好了再落笔,从不誊写,从不在手稿上涂改。若写坏了,换一张纸从头来过,务求一贯到底,所以结构缜密、成文也慢。《“通识教育”质疑》当是他对大学教育的一次成熟思考的结晶。
今天教育依然是热点话题,跨入2014年,重读先生九年前的文章,仍然可看出先生着笔痛快而运思沉潜。早报得到授权刊登这两篇遗稿,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对中国的高校教育有所思,有所言,并且能将有益的理念践行于对中国未来有着深远意义和影响的教育事业。就像朱维铮曾指出传统通识教育、苏式通识教育和美式通识教育的缺陷,并且认为要在否定的基础上探寻通识教育出路,在废墟上栽培新花。(注:本专题部分文字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供稿,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