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只有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此作为政权稳固的基础，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生活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

蔡永飞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的新提法，这个提法意义极为重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是核心和根本。但是，新的社会经济基础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保障，没有这一保障，经济基础乃至整个社会的转型就不可能最终完成。选择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作为社会政治转型的突破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彩之笔。

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权之于社会，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社会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在当下，突出治理的理念，则是把政权之于社会，当作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来对待，政权转而成为社会的工具。因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技术性、科学性、超越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了现代化，就标志着执政者真正实现了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标志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了成熟性、稳定性、坚韧性，在我国的语境下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达到了成熟完善的程度。

因此，在今天，或许人们不能不更加钦佩邓小平的战略眼光。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就曾经说过：“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应取得的改革目标，不一定时间一到就不折不扣地实现，但这个时间节点正好与邓小平的设想基本一致，显示出邓小平无愧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称号。

如果要感性地描述什么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或许可以用美国的例子来打个比方。2005年，在美国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市，一个叫迈克尔·塞申斯的18岁中学生当选为市长（在美国这样的例子很多）。为什么中学生也可以当市长呢？这是因为，市长的工作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做，而这些程序就相当于傻瓜相机的程序，谁来摁这个相机的快门并不重要。所以高中生当了市长，仍可以继续上学、写作业、参加考试。

对上述现象，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0年12月撰写的一篇评论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选票纠纷的文章中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上述现象背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所以蠢材们能加以管理的体系”。（转引自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译文有校正）

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也将建立起这样稳定成熟的制度。

从改革的战略全局来看，优先选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本之策，因为对于政党来说，政治生活就是夺取权力，而对全体社会成员来说，优良的治理而不是其他，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同时，这也是稳妥之策。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建立竞争性的权力运作机制，如果把二者排序的话，最好是先完成前者。因为，如果没有前者作为基础而贸然推进后者，不仅很难完成任务，而且风险极大。可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被看作是失败的革命，就是因为颠倒了这个次序。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问题从政治问题中抽出来优先解决，或者说把复杂的政治问题首先归结为、简化为技术性、工具性的问题，作为基础性问题来处理，这是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反过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部署表明，下一步的改革目标也已经清楚了。

第二，是完成中国共产党自身转型的核心环节。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选择走上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基础性步骤的话，那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完成执政党自身转型的实质性步骤。

就革命党而言，党所要求的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当党由“领导”国家和社会转变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时候，党也就不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了。对于革命党来说，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而对于执政党来说，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治理的问题。如果始终以掌握权力为目标，那么，党就未脱革命党窠臼；只有建立了科学规范的治理体系，实现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可以说转变成了执政党。因此，看一个政党是不是“执政党”，并不是看其是否掌握了国家政权那么简单，而应当以是否建立并有效运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作为衡量标准。

第三，是实现中国人民幸福安乐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自古以来，中国人饱受内战之苦，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多由缺乏稳定有序的政治权力更替机制而引发。我曾在福建省永定县参观著名的客家土楼，第一感受并不是为中国人的建筑艺术多么卓越而骄傲，而是为古代中原人民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他们为了逃避战乱，才不得不长途跋涉逃到边远地区的深山里，建筑起城堡一样的住宅，来求得生存安全。

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下生活，人们是多么痛苦和恐惧，又怎么能够产生国家认同呢？只有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此作为政权稳固的基础，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生活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我坚信，在民众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系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