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喊苦城管喊冤 如何破解城管与小贩的“罪与罚”？

新华网重庆１２月３０日电（记者 张琴、赵宇航）近年来，城管执法冲突事件频发，城管掐小贩、小贩砍城管，不是小贩之痛，就是城管之伤。记者近期在重庆六城区占道经营矛盾突出点调查发现，小贩无序占道经营与城管管理之间矛盾突出，两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是诸多深层次社会问题在小贩与城管“关系场”里的折射。

“猫捉老鼠”：小贩喊苦城管喊冤

小贩们出于生计或种种原因长期占道经营，抱怨不断；另一方面，城管队员出于维护市容市貌和城市安全的职责，必须劝走小贩。但小摊小贩见了城管就跑，城管走了又回来，就像“猫捉老鼠”，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矛盾。

记者近期采访重庆六城区占道经营矛盾突出点，“小贩喊苦城管喊冤”的现象屡现。

在重庆杨家坪商圈的地下通道里，来自璧山县万寿村的农民孔大爷挑着两筐马蹄在卖，“现在城管追得凶哦，挣点钱不踏实，一看到他们就得跑。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摆个小摊赚点小钱糊口。”卖菜的李大妈抹着眼泪说，每天凌晨两点去菜园坝市场进货，天天和城管“躲猫猫”，“不是为了生活，谁愿意每天像老鼠一样过日子？”

江北区红旗河沟建玛特广场地下通道的两侧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小摊，本就不宽敞的地下通道只剩下不到一米可通行。３８岁的赵女士来自开县，每天从早８点至晚１０点半摆摊卖手机壳，“以前的通道人流量很大，东西好卖，这里人少一些，地方也窄，城管来了，我们就走，他们走了我们再来。”赵女士说，老公在工地打工，孩子在上学，多赚一分钱少点生活压力。

江北区市政管理监察支队副政委周宗华说，江北区是老城区，人行道较狭窄，大部分只有一两米，摆摊小贩有两三万人。尤其是红旗河沟转盘的地下通道，最多时有近２００家游摊，３米多的通道只剩７０厘米可通行，不时发生抢劫、“碰瓷”事件，每月至少有６０次投诉。

“这样的地方要是不管就是我们的失职，但是管理又必然会引发冲突。”周宗华说，今年三月起，该支队对红旗河沟转盘进行专项整治，其间摊贩两次组织４０多人冲击办公室。

“罪与罚”：城管与小贩孰是孰非？

重庆市市政委执法处处长谭作平说，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事件在全国都很突出，撇开个人素养问题，应该说这凸显了城市管理矛盾的焦点，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且也说明城市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周宗华说，该支队对红旗河沟转盘地下通道小贩做过调查，１８６家中１家为主城区人，绝大部分都是进城务工农民，生活比较困难。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小贩大多是进城务工人员，或来自城市底层，因各种原因难以从事正规工作，只能靠摆摊维持生计。

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商圈管委会副主任青宇说，对于弱势群体依靠摆摊谋生的问题，本就不是城管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需要民政、社区和社保等多个部门解决其生计。

就城市管理而言，法律法规也不够完善，还涉及规划、公安、工商、环保、商委和食品卫生等多个部门，但城管直接面对各类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同时，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城市管理的法律，仅有的市容卫生管理条例还只是重庆市地方性法规，只有罚款和暂扣两种处理方式。九龙坡区市政检查大队副队长黄非表示，暂扣肯定有身体接触，容易引发矛盾；罚款要开具处罚决定书，“可是小贩连名字都不肯说，我们怎么开？如何收取罚款也是个问题，按理要申请法院许可，但法院不会为了５０－５００元罚款执行，案都不立。”

城市管理不能只靠禁令

小贩与城管的矛盾，不只是城管和小贩之间的利害冲突，更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小贩与城管“关系场”里的折射。专家认为，城市管理不能只靠禁令，解决民生才能溯源治本。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曾撰文指出，由社会情况产生的这一问题，很难仅仅靠城市管理得到解决。非法经营的流动摊贩作为非正规就业的一部分，具有某种生存道义上的合法性，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如将沿街贩卖合法化、规范化，以避免小贩和城管间不断延续的“猫鼠游戏”或社会对立。

重庆市市政委执法处处长谭作平建议，应尽快出台国家性和地方性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给予城市管理明确和可操作的规范和规定；此外全面合理规划城市摊点的设置范围，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在影响城市安全等重要地点必须严禁摆摊，在适宜的区域开辟专门的摆摊点，引导小贩有序经营；在日常管理和执法方面，应形成多部门联动机制，有利于城市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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