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阿来做了历史学家的事

早报记者 石剑峰

“瞻对”是个地名，在现在的四川甘孜州新龙县，百年前又称怀柔县和瞻化县。有清一代，“瞻对土司”让中央政府和拉萨噶厦政府伤透脑筋，清两百年用兵也无法让瞻对土司臣服，“瞻对”在藏语的意思是铁疙瘩。藏族作家阿来原想以瞻对的一位传奇土司布鲁曼（即贡布郎加）为原型写个小说，结果写了一部非虚构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阿来这部继《格萨尔王》之后的新作刊登在今年第八期的《人民文学》上，单行本即将于明年1月初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瞻对》以川西汉藏交会之地瞻对土司自清朝至新中国成立200余年的命运变迁，勾画了藏区复杂的历史，讨论汉藏历史上的关系，思考由瞻对问题引发的中国地方治理问题。在《瞻对》单行本即将出版之际，正在杭州的阿来前天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藏文材料在拿出来

晒时被羊吃了

就在《瞻对》即将出版前，中央统战部给阿来写了封祝贺信，“说我这本书写得很好，感谢我这么多年来在文化上对汉藏关系作出的贡献。”说到这里，阿来有些自豪，改变读者对汉藏关系的认识是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从官方到老百姓都把汉藏关系看成是自古以来的问题，是非黑即白的问题，却没有看到汉藏关系在清以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阿来说，“从历史上的汉藏问题可以看到，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种对立，更多是地方矛盾，历史上尤其是这样。”而令阿来担忧的历史是，有些官员把民生问题，“推成是对方的问题，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腐败。”

《瞻对》最初的构思是一部小说，阿来在写《格萨尔王》的时候接触到这本书中描写的某些历史。瞻对（也就是现在的新龙县）离格萨尔王故事的发生地不远，离甘孜大约200多公里。“我当时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清代藏军打瞻对，民间有很多布鲁曼的传说，我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想着要写个关于他的小说。”在书一开始，阿来用很大篇幅描述了瞻对的地理位置，其实它并非一个战略要冲和商业中转枢纽，“它甚至不在真正的大道上，北上南下都很远。那些守着大路的土司倒反而规矩，北边是德格土司，南边是里塘和巴塘土司，瞻对土司就在中间，两边骚扰，牵制两边（中央政府、拉萨）势力几百年。这个地方的民风确实强悍，但几百年一次次用兵，土司把这个地方的民力耗尽了，毕竟这个地方总共人口也就几万。”

为了写布鲁曼这个人物，阿来前往传说的发生地，回来又看了相关的史料，“那个地方的史料非常丰富，清代以来的文献资料都整理好了，尤其是关于清代几次对瞻对用兵的历史，都整理了。几乎每一天都有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奏报，清代的皇帝看起来都很勤政，每个对瞻对用兵的奏折都会批，人家两三百字奏折，乾隆可能要批上千字。”阿来说，这些资料看得越多就越觉得不用小说那种形式了，干脆就不去写书只看材料去了。最后收集到六七十种材料，看完材料又返回原地考察。“更重要的是，我又发现了当地的藏文史料，那些僧人记录下来的历史，我就找人翻译成汉语。其中一个材料，我发现，这个材料怎么没有开头呢，怎么一下子就开始讲述了呢，我又回头去找，但他们告诉我，真没有了。因为有一年拿出来晒，被羊吃掉了一部分。”

藏区从来不是

铁板一块

“清代康乾盛世，其实战事不断。翻翻清代史料，不说其他地方，光是藏区，这些年中，从西藏到青海，再到四川，都大小战事不断。真正的问题还是体制酝酿腐败，不但造成财富以非正常方式向少数人积聚，腐败更严重的恶果，是这一体制的上下之懈怠因循，渐渐造成吏不能治而兵不能战。”作家阿来在《瞻对》第一页上就对历代藏区战争不断做了一个判断，自康熙乾隆以降，瞻对战事绵延百余年的原因基本上也遵循这个逻辑。

瞻对这个地方在地理上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样的土司在川藏地区有100多个，其实解决瞻对问题也不难，打一两次也就解决了。但对瞻对用兵用了百余年，康乾盛世搞不定，晚清就更搞不定了。搞不定的原因是地方政治治理问题，并非真的不能解决，而是地方政府巴不得拖在那。”阿来对早报记者说，“征伐这么个土司，既辛苦又要死人，每次都草草收场，过些年从头再来。那些巡抚、都督都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开始是好大喜功，一做发现不是这样，就开始撒谎。”阿来说，从清历代对瞻对军事行动到地方治理，“我们会发现，地方政府在治理问题上逻辑没有发生过变化。历史上200年的瞻对问题只是一个典型。”

阿来写《瞻对》的用意当然不只是以小见大看中国的地方治理问题，写康巴地区的“瞻对”历史，他是要去探寻如今的西藏问题是哪里来的，汉藏关系在历史上到底呈现什么样状态，藏区内部的康巴土司与拉萨噶厦（注：西藏原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川西土司制度的变迁等，历史上有铁疙瘩之称的“瞻对”恰好把所有这些问题都牵涉了进来。从瞻对土司对拉萨噶厦政府和清中央政府的藐视可以看到藏区民众的内部复杂性，“藏区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所以会有瞻对的布鲁曼（即贡布郎加）对拉萨不敬甚至动武。”阿来说，“瞻对土司和其他土司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地盘也就是地方利益，但我们后来造成了大的误会，硬生生把藏区当铁板看待。”

阿来也认为，现在的局面可能比清代更加错综复杂，“在当时，无论对土司还是拉萨噶厦，都只是个利益、经济和势力问题，现在的局面就更加复杂。当时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中央政府给钱、给地和扩大地盘，约束驻藏大臣权力。”清朝为维护中央政府的威权，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不能直接参奏中央，都要通过驻藏大臣转奏，“历代达赖喇嘛都希望直接跟皇帝对话，因为驻藏大臣比较贪腐，他们担心驻藏大臣没有真的把自己诉求转达给皇帝。到了近代以后，才开始慢慢有了其他政治诉求，尤其是1914年西拉姆会议之后。”

在《瞻对》里，阿来笔下的土司们对噶厦政府的不服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藏区世俗力量对宗教力量的某种态度，政教统一的噶厦政府管不到川西土司那里。“清朝最大的错误是，在康熙时期把西藏世俗的藏王给废除了，这才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开始。清王朝给了达赖那么大的权力。在之前，世俗的王和宗教的王是分开的。而到了川西那里的土司地界，土司就是世俗的王，土司可以敬奉寺庙，也可以压制你，全看你是否听我的。”

写到抗战为止

下一本还是写小说

阿来说后来他慢慢看出来历史上的汉藏问题到底是什么，“比如书里的瞻对，但上面中央政府甚至当时噶厦政府认为你犯上作乱不守规矩，惩罚你一下。安定几十年，又再来一次。到了嘉庆以后，英国人开始慢慢渗透进来，这个时候也是全世界民族国家开始兴起的时代，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有一种意识了。这种意识兴起的时候，又是清朝衰弱的时候，到了晚清更加无法控制了，到了民国早期尤其是民国三十年以前也是一团糟，后来是为了准备抗战，确实要整顿后方。如果战火燃烧到四川，瞻对那里就真的是后方了，不得不去整顿。我觉得，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去看这些问题有帮助。”

所以，小说家的阿来这次做了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该做的事情，“从上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现代意义的民族学，我们中国学者对藏族地区的研究也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现在，我们的学术尤其是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更多是为大局服务，经常反过来用学术对少数民族现状进行阐释。这种情况，在汉藏两边都存在。”阿来说，“获得资料不困难，但这些材料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和挖掘，所以我自己重新来看这些资料。”

1950年，解放军第十八军仅派出一个排，未经战斗就解放了整个瞻化（瞻对在1916年更名为瞻化县）。这个历史上极其“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熔化” 。新中国成立后，瞻化县又更名为新龙县。“现在去新龙，早上从康定机场下了飞机，驱车西经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再转而南下，大半日就可抵达了。”

《瞻对》主要写到抗战为止，此后则是一笔带过。阿来说，下一本要写小说，“写当下藏族年轻人面临的身份焦虑，我不能老写历史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