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近深冬，伴随着解放军文职制度的完善，对于文工团更具深度和力度的改革即将来临。
文工团何去何从？
裁减不是目的，或许对文工团现行机制体制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为提升部队战斗力和基层部队服务。
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远。
“歌而优则仕”触发军内不平衡感。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
文工团的拐点，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深冬。
“除一级（演员）外，（不知道）50名演员要拼未来多少个位置？”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参加了空政文工团的业务考核，其结果或将作为裁减人员时的重要依据。
“改革政策还没出来，但怎么实现人员的精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在所有受访者的口中，此刻的部队文工团都处在“敏感时期”。内部紧缩，风声鹤唳，外部的竞争力量却已如星星之火。
2010年才成立的恒大歌舞团，正以高薪进行“引援转会”——挖走了某著名文工团的几个舞蹈演员。一如恒大在足球俱乐部经营中的长袖善舞，恒大歌舞团抓住时机，登上了全国政协、公安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舞台。
“这舞还排吗？”
微信上疯传着部队文工团改革方案，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一些队员开始忧虑。大多时候，他们仍很安静，轻巧地做着四位转、侧翻和托举，以保持身上的热度。
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的排练，也被这个尚未证实的消息所影响。电话那头的一个负责人说，“（编排的节目）当时就卡住了。”
2013年8月，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被解读为政策调整的信号。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将改革整顿的箭头，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原来很想来的、签约的演员都提出要走，你说怎么办？人心惶惶的。”一名文工团的基层领导说，“（有文章）说改革要从军队文工团开始，配的照片都是我们下部队的照片。”
“每一次整编都预示着一次人员的大调整”，陈先义说。在真正的改革来临之前，来自外部市场的冲击，已在考验每个文工团。
2009年，炙手可热的流行歌唱组合凤凰传奇被特招进入二炮文工团。在2011年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凤凰传奇直陈，刚加入团里那会儿“觉得挺辛苦”，一旦跟自己的商演产生冲突，就得无条件推掉，开始还真的有点吃不消，甚至觉得后悔当兵了。
而后，由二炮文工团团长亲自作词的军营题材红歌《绿旋风》，成为他们第一份成绩单。他们还在节目现场演绎了这首融合了军营题材、民族旋律和说唱风格的《绿旋风》。
这样的“成绩单”，却昙花一现。
几年的短暂军旅生涯后，包括凤凰传奇在内的多位明星转业回到地方，而他们当初之所以被特招入伍，也是因其才艺被相关高级领导相中。
他们的经纪人徐明朝日前接受采访时将凤凰传奇的“千万元级别的”收入来源归纳为1∶1∶1，即商业演出、广告代言和演唱会、衍生收入各占1/3，网游甚至保暖内衣也成为他们的涉足领域。如果还在部队体制内，以上的每一部分商业活动，都与总政严格推行的纪律相悖。
当“遵守军纪”成为社会明星入伍需要承担的“过于高昂”的成本，明星们“重返市场”便不难理解。
演员张译曾服役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曾在《士兵突击》中饰演班长“史今”一角，他的经历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种出走的冲动。
从2003年开始，他就发现部队文艺团体的功能在整编中遭到削弱。“赶上新一轮裁军，一个话剧团体，把人数裁完之后几乎演不了话剧了，这对文工团是伤筋动骨的。”
“我有自己的戏剧梦想，也热爱军装。但现在演不了戏剧，只能演小品了。”张译当时就想进入社会，但是部队纪律不允许。“如果一个演员整天去演这高大全的东西，对于演员自身也是一种伤害。”尽管有不舍，他最终选择离开军营。
在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的叙述中，这样的冲击从更早时候就已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付林因为“自己录歌”违纪而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个人走向社会的尝试，与体制发生了冲突。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包括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在内，几个著名演员已经“打了报告”要求转业。军内人士透露，文工团对此的态度是，“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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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