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中欧文化对话的必要性和前景[2013-12-25]

崔洪建：中欧文化对话的必要性和前景 冲突不是或不再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曾在中国、也在欧洲引起过激烈讨论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亨廷顿教授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当时受到了许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提出了一个会“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世界将以文明为认同形成不同的力量中心，而未来的国际政治将以文明差异划界，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将让位于今天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和印度教之间的竞争。批评者的声音很强大，以至于亨廷顿在他著作的中文版序言中表示“委屈”，因为他的观点遭到了“误解”：他提出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冲突的“现实性”。

我从这本书表达的观点和它在中国的命运中至少得出了两个有意义的信息：一是亨廷顿教授的确极富睿智也很有远见，因为他认识到冷战后的世界将是“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也许会让文化一元论者感到失望的是，跨国公司、资本流动和技术整合并未消解掉文化的个性，在一个被经济全球化磨“平”了的世界里，各种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却从未如此高涨。尽管现在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喜欢在麦当劳里摆弄苹果手机，通过“脸谱”和“推特”来交流和共享信息，但对各自文化的认同并不因共享人类共同的技术成果而削减，反而大大增强了。

但亨廷顿教授的睿智所带来的不幸是，他有关冲突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现实，文明认同在政治热情的催化下可能成为一种分裂的力量。若干年后有人用“9.11”事件的灾难来证明“文明冲突”的存在；也有人为利比亚冲突贴上了“十字军东征”这一文明冲突的标签；最近的例子是，让美国驻利比亚大使丧命、并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反美高潮的，是一部被认为诋毁了伊斯兰信仰的美国电影。而更让人痛心甚至警惕的是，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有人为“9.11”事件中“美帝国主义遭受打击”而欢欣鼓舞，而在一些欧洲国家，还有人始终难以接受由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共处的现实。

第二个信息是，在中国，尤其是多数知识精英们并不将“冲突”视作文明共处的唯一方式或宿命，这种观点来源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特征和历史的认知。被称为“自承为一个文明的大国”的中国，本身就是文明融合和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国文化也因为这种融合与交流而变得愈发厚重并且常新。我相信，类似的判断对于欧洲也能成立，在历史的长河中，欧洲文明也是融合和交流的产物，尽管这种融合与交流过去常常是以战争或者冲突的方式进行的。

无论对于全球化是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彼此更深的相互依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无论中国还是欧洲的智者都告诉过我们，面对现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明智的。在最近由于岛屿争端引发的中日紧张关系中，中国有人主张对日本产品进行经济制裁，但两国的经济界人士却大多不主张这样做，因为作为了解中日经济关系的人，他们知道，中日之间在贸易和产业上的相互依存度有多高。有人算过一笔帐，如果减少一辆日本汽车的生产，就意味着生产其中60%零配件的中国厂商的亏损。而尽管面临压力，仍有超过70%的日本企业愿意“扩大或维持在中国的运营”。同样，现在风行世界的苹果手机就是“美国设计+日本制造+中国组装”的产物，中欧之间有关光伏产品的贸易争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将会是一部分受到中国产品竞争压力的欧洲企业与另一部分受益于中国进口原料和设备的欧洲企业之间的“内战”——产业链全球分工而又相互依存的事实足以让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一时情绪冷静下来，因为对话、妥协与合作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对抗、僵持和分裂的代价。这种因利益相互依存产生的“合”力要大于因争端产生的“分”力。

为此，我想我们应当感到幸运的是，现在历史赋予了人类一个机会，在一个经济的相互依存将各国作为利益攸关方紧紧绑在一起的世界里，在一个网络和手机让真相迅速公之于众的世界里，在一个文明交流不再被视作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和教化”的世界里，我们对于“人类”的认同从未如此清晰，对话而不是对抗，交流而不是交战，应当成为文明交融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