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墓前的思索

刘练军

位于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因马克思长眠于此而在中国较为人知。身为研习公法的中国学者，马克思于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于是，不久前的一天，我乘地铁直奔海格特，迫不及待地想实地考察一下。

买票进入海格特东区墓园，沿主干道往东走几分钟，马克思墓地就赫然呈现于眼前。这个墓地有着比普通人高一大截的花岗岩基座，其上镶嵌着白色大理石墓碑，青铜铸造的马克思头像放置于墓碑之上。

白色大理石墓碑镶嵌于基座正面中央位置，墓碑中间部分雕刻着合葬于此的五个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他们按逝世的先后顺序由上到下排列，分别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本人、马克思外孙哈里·朗吉特、马克思家的佣人海伦·德穆特和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马克思。

墓碑上方刻着烫金的KARL MARX，表明这就是马克思之墓。再上面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著名口号“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原来，马克思呼吁联合起来的是“工人”（workers），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无产者”（proletarians）。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意味着经济状况差异明显的不同主体，在中文翻译时何以会出现此等主体转换，此诚值得深思与玩味。

墓碑最下方是四行字，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不仅仅是近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还曾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国际”等旨在改变世界的国际组织活动，是此等名言的亲身实践者。马克思号召世界各国的工人联合起来，其目的无非是要改变世界。把这句话作为其墓志铭，委实精妙之至。

与周围其他人的墓地相比，马克思墓地占地之大，墓碑之高，堪称豪华。生于今德国特里尔城，相继被其祖国和法国驱逐出境，被迫移居伦敦的马克思，过的是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其墓地何以如此豪华呢？

查阅买票时顺便购买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从特里尔到海格特》，才明了此墓的来龙去脉。原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马克思墓，是1955年由英国共产党倡议建造，在1956年3月14日即马克思忌日正式揭幕的新墓地。1883年安葬马克思的旧墓地，位于新墓地南面约200米的墓丛中。旧墓地占地不大，原来只合葬了四个人。1956年迁移新墓址时，才把1898年自杀身亡的艾琳娜的骨灰安放进来，五人合葬的马克思新墓由此而来。

那当初为什么选择安葬在海格特公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从1856年到1883年逝世时，马克思就一直生活在伦敦北部的肯迪什镇（Kentish Town），而海格特正是距离肯迪什比较近的公共墓园。另外，马克思的外甥查尔斯在1874年夭折后就安葬在海格特公墓。所以，1881年当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时，马克思的女儿觉得将其母亲燕妮安葬于与查尔斯同一个墓园是最好的选择。

燕妮病逝时，马克思正饱受疾病折磨，无法出席燕妮的葬礼。在燕妮葬礼上致辞的是恩格斯，后来他在马克思墓前也有致辞（即中学课本上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出资购买燕妮墓地的正是恩格斯。

海格特东区墓园是1860年正式投入运营的。它一直由私人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到1970年代，经营墓园的公司发现它不再盈利，便锁上墓园的大门走人了。于是，大自然和破坏者开始侵袭整个墓园。

为拯救这块公墓，“海格特公墓之友基金会”注册成立了。作为非营利的慈善组织，该基金会致力于墓园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其资金主要依赖门票收入和各种社会捐款。1981年，海格特公墓之友基金会正式接管墓园，海格特公墓得以继续对外开放。如果没有这个基金会对公墓的诚心护理，难以想象马克思的墓地会像今天这样干净整洁，令人肃穆。

站在主干道上凝望着眼前目光特别深邃的马克思，我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胡乱的假设与猜想中。

马克思对自己安息于海格特还满意吗？

海格特东区墓园与一处公园比邻而居，周边环境足称优美。墓园地处坡地，草木错落有致。墓园里除马克思外，还有很多知名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等。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之墓就在马克思墓地斜对面，彼此相距不过两三米。

海格特公墓网页上，在介绍马克思时还特别提到斯宾塞，它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思想观念上的反对者，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就几乎是安葬于他的直接对立面。”有这样的对手在，马克思至少不寂寞吧？

如果有来生，马克思还会选择移居英国吗？

与其故乡德国等欧陆国家相比，英国对马克思称得上有一定包容度。

马克思先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来打碎资产阶级的统治；接着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把资本主义定性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肮脏丑陋阶段，资本家则是毫无道德底线的吸血鬼。但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面对马克思这种自视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精神领袖，英国当局展示了一定的包容度，除了拒绝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和把他作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德国鼓动者”予以监视外，并未对马克思采取任何其他措施。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国家，英国多少还算有些宽容异己和容忍异端的“胸怀”与“雅量”。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至今未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被工人阶级推翻的一项重要原因？有待论证。但大致可以说，作为激烈反对派的马克思无疑是资本主义权利原则的受益者。

面对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然成为高福利社会的现实，如果有机会，马克思该怎样看待在他身后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良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推翻资本主义不会一帆风顺，推翻之后要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还要民主、文明、富有的社会主义，则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作者系法学博士、现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