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再改革可大胆推进

早报特约评论员 穆光宗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12月23日表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可为今后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城乡、区域、民族间生育政策的基本统一积累经验。这一表述释放出积极信号，即生育政策改革深化的方向将更公平、更包容、更安全、更积极。这一改革共识将为生育政策的战略转移提供动力，即从限制一孩转向鼓励二孩。

在这个过程中，非独（夫妻双方均非独生）家庭的二孩生育权限以及所有家庭的生育潜力问题最受关注。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成功的改革都要善于抓住时机，天时地利人和的改革才能事半功倍。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其实质是如何更好地还权于民，造福家国。1980年以来的一胎化实践表明，独生子女政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例如父母失独、老无所养、年轻人力资源短缺、人口性别比失衡和少子老龄化等等。

事实胜于雄辩，一胎化政策蕴藏着难以克服的内源性风险。毫无疑问，人口安全是完善生育政策最重要的考量和基本立足点。为确保人口的均衡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要有大智慧和大勇气做历史切割，及早告别一胎化政策，迈向自由、平等、适度、优化、多样的生育新时代。

权威数据可以证明，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已长期稳定，生育率可能大幅反弹之说难以成立。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我国的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大城市的生育水平更是到了极低程度。凡此种种都证明，中国已掉入意愿性、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就是说，即便政策放开的尺度再大，最后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家庭可能还是少数。无论是70后、80后、90后，双独（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单独（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还是非独，他们平均的生育意愿大致为1.6，实际的生育水平则很可能持续低于1.3。

生育有一种不以政策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力量，这就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新型生育文化。时下，主流的生育文化是普遍晚婚晚育晚生、只生一个甚至一个不生。原因在于，巨大的生养成本超过了预期的生养能力，给年轻夫妇带来了不小的生养压力。结果就是，虽然理想的子女数多数是两个，但现实却让他们做出了一孩选择。生育文化力印证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这个命题和规律。

在生育依然被严格控制的今天，生育行为实际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即生育权限、生育能力、生养条件和生育热情。生育权限是法赋的，现在双独和单独都可生育第二个孩子，至于生还是不生，是马上生还是以后生，那是夫妇和家庭私权决策范围里的事。有一部分非独家庭具备生育能力、生养条件和生育热情，可惜只欠获得“生育权限”。及时释放这部分家庭的生育潜力，不仅是生育政策的公平性要求，而且对国家创造“适度生育水平”会有积极贡献。

那么，改革为何不一步到位？一个主要理由是生育反弹和人口激增可能导致公共资源分配的困难。其实这是杞人忧天。通过对双独家庭生育行为的观察，我们发现，只有少部分选择了再生育。而双独、单独和非独的区分只是年轻夫妻不同的家庭人口背景和特征，对他们的生育意愿并无实质性影响。这意味着单独、非独和双独的生育反弹是微弱的，不存在“人口激增”问题。

更何况，家庭的生育决策是理性和分散的，政府和社会只要善加引导，就可避免生育集中带来的“人口拥挤”现象。相反的，鉴于生育率长期偏低，生育反弹具有补偿人口亏损的深意，应该是受欢迎的。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低于18%的严重少子化问题，未来劳动力人口短缺问题将愈演愈烈。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估计2023年以后，年均将减少约800万人。

因此，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时机，善待具备生育能力、生养条件和生育热情三样条件的人群，与时间赛跑，及时法赋非独家庭的二胎生育权。这样做意义重大，一方面是尊重民意、保护民权的体现，有助于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有助于优化人口发展，遏制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为未来储备最富创造力、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人力资源，确保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战略性力量”。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