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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

2013-12-22 07:58:22 来源: 东方早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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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
  《学习与批判》1973年创刊,当年9月中旬上市。
《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
  《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0期,这是该刊的最后一期。

作为特殊年代政治斗争中的舆论宣传与社会科学的实例,《学习与批判》对研究“文革”十年的政治历史、学术文化、新闻出版与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个案。

虞云国

1973年9月中旬,沪上书店与邮局开始发卖新创刊的《学习与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虽然版权页上注明编辑部设在复旦大学内,但其实际组稿与编辑却出自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刊号《致读者》说,这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似乎旨在区别当时同为上写作组操控的文学性杂志《朝霞》与自然科学类的《自然辩证法杂志》。这份月刊,出到1976年第10期,随着毛泽东去世而戛然终止。

尽管《批判》略具综合性文科杂志的外相,却决非学术性杂志,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刊物,记得当时圈子里还有过“小《红旗》”的自诩(《红旗》是当时的党刊,即今《求是》的前身)。不仅其创刊踏准了伟大领袖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步点,在其后三年里,无论评论《水浒》运动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有过出彩的表现。

作为特殊年代政治斗争绑架舆论宣传与社会科学的实例,《批判》对研究前三十年中“文革”十年的政治历史、学术文化、新闻出版与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典型个案。时至今日,其创刊内幕究竟如何,命题定稿怎样运作,作者队伍如何罗致,杂志的执掌人物与主要作者在“文革”结束后有何遭际,在学术研究层面上都还不甚了然。倘有研究者结合对亲历者的采访与相关档案的调阅,申报哲社课题,倒真能填补空白的。

杂志许多文章都以化名登场,例如罗思鼎、石一歌、康立、石仑、翟青、任犊,但也颇有文章署以真名实姓,其中不乏当时与现今的海上学人。这些学人大体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当时已经卓然名家,二是当年已在学界但未享大名,三是其时尚未跨入学界而如今却已声名卓著。当然,第一、二类间有时难划定明确界限,只能以年龄段略作区分而已。

笔者当年无书可读,继创刊号后,大多购读过。去年从存书中检出,索性在孔夫子网上补齐所缺各期。今年恰是这份杂志创刊四十年,试就海上学人与这份杂志的因缘瓜葛,仅限文本,略作钩沉。囿于时间精力,未暇采访调查,难保史实有郢书燕说,学者或同名异人,亟盼亲历者赐正,更祈涉及者谅宥。

属于第一代的海上学人有刘大杰、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顾廷龙、谭其骧、陈旭麓、谷超豪等。作为学习体会,数学家谷超豪那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焕发出革命青春》(1976年1期),显然奉命配合当时“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不拟深论,其他学人之作颇值得一说。

刘大杰在《批判》上有四篇文章,依次是《读〈红与黑〉》(1975年1期)、《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1975年8期)、《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1975年11期)与《韩愈与古文运动》(1976年4期)。就刊出篇数言,虽不算最多,在第一代名家中却拔得头筹。

刘大杰以治中国文学史著称,首发的却是外国文学书评,但他早年颇有关于欧洲文学史的论著行世,对此也就毋须怪讶。而强调《红与黑》复辟与反复辟的时代背景,也许才是这篇作品论的微言大义。其他三篇都是他1976年8月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相关章节的先期发表。这部文学史自有特色,而以1962年版最得好评。据说,毛泽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召见过刘大杰,“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文革”爆发后,钦定保护的复旦四教授里就有刘大杰。他也得以奉旨改书,在1973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荣膺彼时少有的恩典。由于毛泽东的青睐,批儒评法运动起来,江青“又要他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见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

据刘氏关门弟子林东海回忆,刘大杰其时“已完成一个修改稿”,全书“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着以 儒法 色彩,并没以此为纲”,他还将修改稿打印呈送毛泽东。1975年1月4日毛泽东告诉江青,“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419页),一部就是这份修改稿的大字本。江青应该就在其后下懿旨的,还特赐他一部大字本。刘大杰回沪后,喜形于色地将赐书事张扬告人。应该与周一良同样,他认为江青“是主席的代言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毕竟是书生》73页),便欣然从命。第一册修订本出在批儒评法前,尽管评孔子与《论语》已较前一版大相径庭,但尚未谬之千里。但1976年版的第二册就完全以儒法斗争为纲,而“武则天时期的文学”一节最是点睛之笔。

1975年8月3日刘大杰致信毛泽东,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发现其思想确有矛盾之处。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符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对这些如果全盘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次年2月12日,毛泽东覆信道:“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522页)据揭载《韩愈与古文运动》的刊期推断,《批判》应是配合这份御批的。

“文革”一结束,刘大杰自然难逃谄媚江青的诟病,那部“文革”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成为再批判的活靶子。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依据的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改写本,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年后便黯然谢世,甚至没机会向公众说一声“毕竟是书生”式的自辩。

在《批判》上,郭绍虞刊出了《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1973年4期)。他当时也在修改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没有刘大杰蒙“旗手”垂青的幸运,却也是那种力图跟上形势的老辈学者。文章开头就表态:“我读了杨荣国同志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几篇文章,非常同意他的意见,所以我在修改《文学批评史》讲到王充文论时,就准备特别加一章以说明王充思想的来源。”《论衡》在《隋书·经籍志》与《四库总目提要》都归入杂家,驳杂地涉及法家言论,自不足怪。但郭绍虞的结论却强调:“王充《论衡》恰恰充分地突出地表现了法家精神与法家思想”,紧跟色彩相当浓重。

郭绍虞的跟风似乎由来有自。据《海上学人漫记》:

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

去世前一年,郭绍虞自编三卷本文集,有题记说:“现将我的写作汇编成集,区为三类:一为古典文学论集;二为语言文字论集;三为杂著(凡不能列入上述二类之零星诗文都纳其中)。三类或按写作年代,或按内容编次。其已见各种专著之中者,均删弃不列入。”但三卷《郭绍虞文集》都“删弃”了这篇文章。

王运熙、顾易生与李庆甲在创刊号上合署刊登了《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顾易生、王运熙还有联名的《读洪皓〈江梅引〉》(1976年5期)。前文说屈原尊法反儒,自是趋时之作。关于后文,据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1975年5月,“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给上海征求意见,由王运熙与顾易生负责,要他(指谭其骧)发表意见。”姚文元交办的任务,应是毛泽东晚年读大字注释本的需要。当时,文化部还抽调京昆名角、歌唱家与民乐演奏家,为其录制配乐演唱的古诗词,篇目应是毛泽东圈定的,其中就有《江梅引·忆江梅》(参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1期,胡长明《配乐古诗词与毛泽东的暮年生活》)。另据刘修明回忆,应毛泽东阅读之需,他与王守稼、吴乾兑以及复旦文史两系专家参加了大字本注释工作,接受的任务有“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姜夔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泽东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读洪皓〈江梅引〉》主旨说,“《江梅引》从对梅的忆念、访问到爱慕、歌颂,以丰富多彩的画笔,描绘了精美而宽广的梅花图卷,反映了南宋时期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皮里阳秋也许在于强调“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其论述词的时代背景却未见改铸历史,即在今天,仍不失为站得住脚的文章。然而,他俩的总结性文集《王运熙文集》与《顾易生文史论集》都未将此文收入。顾易生晚年致友人信说:“自 混入 复旦,长期在集体研究中混日子,亦有失有得。上面交的任务,风云变来变去,统稿改稿方面固然消耗了不少气力,做了许多无益之事。”(见《海上学人漫记》)这些“无益之事”或许也包括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吧?

作为“文革”前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批判》上的文章是与弟子沈津联署的,题为《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1975年12期)。沈津后在《学林往事》追忆其缘起:“1975年夏,我在一包明刻残页中偶然发现《京本忠义传》残页,仅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的下半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三行。次日,我即持残页请顾老、潘景郑先生审定,他们都认为此虽为残页,但不可小看,或许是《水浒》的一种早期刻本。后来顾老和我合作写了一篇《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的文章。”当时全民评《水浒》正轰轰烈烈,短文结语也有一段关于“《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套话。2002年出版的《顾廷龙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删去了与批《水浒》相关的卒章。这部文集以沈津始辑其师论著为基础编成的,其时他也已成为饮誉中美的目录版本学家。当年这段蛇足,不知出自顾老,还是沈津,抑或竟是编辑部的手笔。

中国近代史大家陈旭麓当时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批判》上有他的两篇文章。《“九州生气恃风雷”》(1975年2期)是《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议论酣畅,文采飞扬,是笔者当年读后的第一印象。文章也有时代的烙印,但总体思路应是作者思索所得。惟其如此,他在1982年有个改写稿,删去了几处强调龚自珍反法尊儒倾向的文句,几乎保留了基本结构与原有行文,改题《论龚自珍

netease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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