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小三线建设中的普通上海人

上海小三线建设

上海小三线建设是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安徽南部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等地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自1965年5月开始着手建设，到1988年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省，历经24年，共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职工及职工家属超过7万人，总投资7.52亿元，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早报记者 田波澜

“很难想到这深山密林当中竟藏有如此壮观的建筑群！”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杨华国在上海小三线田野调查日记中写道。

2012年10月1日，他去上海小三线312电厂旧址实地采访，在安徽泾县乌溪村驱车驶过312电厂当年用火药炸开的十几里山路，窄窄的山路弯弯曲曲，两旁是很高的山，没有一户人家，大约半个小时后，一栋栋整齐排列、标有栋数的水泥楼房突然出现在视野中。走进这个建于1969年的小三线厂址，杨华国被眼前鳞次栉比又充满历史气息的礼堂、仓库、厂房震撼了，墙上“听毛主席的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标语仍清晰可辨，他仿佛置身于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特殊年代。

和杨华国一样，上海大学的7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都有这样的经历。2009年11月，他们在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带领下，开始了一项名为“上海小三线建设口述史料”的研究课题，四年多来，辗转于上海、安徽、浙江之间，在旌德、绩溪、东至、贵池、临安等曾经的上海小三线所在地，采访了近二百位生活在各地的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和知情者。

前天，《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这本得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支持，由徐有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汇集了43位上海小三线建设亲历者个人记忆的口述史，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上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徐有威告诉早报记者，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规模空前的建设战略，过去由于保密性质及与“文化大革命”同时期等因素鲜为人知，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学者研究。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三线建设作为一种历史经验也得到关注，各地区开始出现对本地三线建设历史的研究。上海大学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已经走在了学界前列。这次，来自海内外的40名学者以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湖北等地的三线建设历史为主题提交论文，共同推进三线建设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是第一本积极挖掘、整理有关三线建设者的文献档案资料，同时也深入采访三线亲历者的著作。”研讨会上，作为中国三线建设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指出，这本口述史开拓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三线建设的先例，过去三线建设研究多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角度出发，研究经济效益、工业布局等问题，但三线建设最重要的是三线人和三线精神，而以往关注较多的是中央领导人在三线建设中的决策、思想和活动，对三线建设的主体——普通建设者的关注不够，这本口述史弥补了这一缺陷。

7万余上海人参与建设

据陈东林介绍，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运动，涉及13个省、市、区，横贯国家三个五年发展计划，历时17年，有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参加。

地处沿海又是新中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上海不仅在大三线建设中支援了全国，还在安徽、浙江等地积极开辟“小三线”以作为自己的大后方。当时全国支援各地三线建设的有上千万人，而上海市就去了150多万人，还不包括家属。

如同312电厂一样，根据当时“靠山、隐蔽、分散”的战备要求，所有上海小三线后方厂都是建在大山深处。建设者刚去的时候都是深山野林，更谈不上用电、用水。一位年过花甲的丁师傅告诉口述采访者杨华国：“苦，我们吃尽了。那时候进厂的路我们修，厂里要通电，电线杆我们自己扛，一扛就是十几里，每次回家后我的肩都淤血了。累，那时候真累，不过我们真的没有怨言，我们觉得那些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时候能做点事，心里是真的高兴。”徐有威说，上海小三线建设在1965－1988年前后长达24年的时间里，总共有7万余名上海的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扎根山区，在皖南和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引水通电，硬是在荒山野岭中建起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据徐有威介绍，上海小三线建设从1965年5月由上海工业、物资、建材、交运、卫生、电力等14个局所属65个单位包建开始，到1984年7月进行调整与交接给安徽前，共投资7.52亿元， 在安徽南部的徽州、宣城、安庆3个专区和浙西临安县境内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其中有54个工厂、2个运输队、1个变电所、3个物资供站、5所医院和防疫站、5所中学、7家管理机关、1家计量所、1所干校和1个农场。到1987年累计创造工业总产值54亿元。

由于三线建设在当时被认为是关系到中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战略部署，长期处于保密状态，直到1980年代才逐渐公开见诸报端，此时它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最辉煌的时期。1988年4月，上海小三线在皖南的80家企事业单位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除部分留皖和去外省市安置外，7万多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撤回上海，数万人很快被打散，开始重新适应上海的都市生活。

43位亲历者口述访谈

在上述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隐含的是整整一代上海人生活世界的改变与青春记忆。小三线的故事随着他们记忆的衰退正在被遗忘，小三线的历史似乎也将随着他们的老去不再被知晓。而徐有威和他的团队采访整理而成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记录了43位具有代表性的亲历者的口述访谈，透露了很多丰富的历史细节。

当年许多人是在毛主席“三线一天建设不好，我就一天睡不着觉”的激励下，从大都市奔向了山区，当时在毛泽东的眼中，战争的威胁正在步步逼近。有些人是出于就业谋生的考虑去的，时值“文化大革命”，小三线成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向往的“桃花源”，比如当时在上海市日用化妆品公司担任党总支副书记的郑子虎，因遭到批斗、“靠边站”，想着去小三线换换环境。也有受访者是服从组织命令而去，当时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的一位科长徐国光1966年作为上海小三线工程指挥部施工组的副组长去到皖南，原本以为两年基础建设完成就可以回上海，没想到一去就是20年。

口述者们不讳言上海相对于皖南和浙西山区的优越性，但初到小三线，住牛棚，打草铺，一天三顿吃咸菜和霉豆腐的故事，几乎每位口述者都会提及。而在一些口述者眼中，小三线也是改写命运的起点，淮北女孩袁彩霞因向往上海去了小三线，嫁给了上海籍职工，没两年就随小三线撤回了她梦寐以求的上海。对于安徽省贵池县原县长顾国籁来说，小三线的经历帮助他从同济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年轻有为的行政干部。没有多少受访者愿意用失败二字来形容20多年的小三线建设，但在谈论这段历史时，又都流露出重返上海的庆幸和欣慰。“口述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在 大写历史 之外远为丰富真实的历史面相，这些记忆只有在日常化的叙事中才能被调取出来。”来自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林超超说。

口述历史成为了抢救记忆的集体行动。上海大学档案馆助理馆员吴静记得，2011年1月22日，她和同事去采访原后方基地管理局后勤处处长王中平，当时已83岁的王老身患重病，听力已经退化，说话也是非常吃力，可他欣然接受采访，且认真阅读了寄去的采访稿。采访当日，王中平穿着厚重的羽绒服，坐在窗边等着她们。他说：“我是最早一批进小三线，最晚一批回上海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我。” 虽说讲几句话，就要颤巍巍地用手帕擦一下嘴角的口水，但老人不厌其烦地回答她们的问题。王中平在接受采访的三个月后就离世了，这也让吴静她们深知及时抢救口述资料的重要性。

当上海小三线建设已然尘埃落定，如何评价这一场牵涉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命运的“空间大迁徙”运动，也成为学术界众说纷纭的焦点。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徐锋华认为，小三线建设给昔日荒芜地区注入了勃勃生机；对于安徽、江西等地的进一步开发，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都具有长期价值。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曾认为：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林超超显然更加注意小三线历史的复杂面相。林超超说，小三线建在山里，对于当地老百姓的侵扰当然是有限的，但没有纠纷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在山地，资源有限，小三线无形中打破了原本相对封闭的社会原生态。从一般意义上说，小三线修建了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对皖南山区的长远发展功不可没。但毕竟是小规模工程，覆盖范围小，甚至于小三线还存在着与当地居民抢用资源的情况，大量的工业用水造成枯水季节生活用水的紧张。

“研究者对口述史的期许，恐怕就是它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真相，但是，从口述里发现真相同样需要智慧与功力。”林超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