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第四届“纵论天下”2013国际问题研讨会18日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就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布局新思路、中国如何应对亚太局势走向、全球热点问题与经济形势等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以下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的发言。
促进中美两军良性互动，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正能量”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12月18日在新华网第四届“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2013年我国安全环境得以改善，这里主要靠我们的努力，也有客观上有利因素。从我们主观努力方面，我们采取了“抓住重点、着力支点、管控热点、冷静布局、塑造态势”的柔性攻势外交，具体举措刚柔并济、处置得当。
同时，我们的军事力量建设进步显然，把握“低调加速发展军事力量、适度显示力量、谨慎使用力量”的原则，配合了我外交柔性攻势的效果。我国在海洋维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适时公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是一个重大的举措。东海方向，在与日本围绕钓鱼岛的动态平衡博弈中，变被动为主动，力量和态势都在朝着对我国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南海方向，通过主动与东盟开展对话，稳住越南、孤立菲律宾，整体形势得以缓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清醒地看到，外部安全压力依然不小。美国和日本修改美日安保军事同盟指针，美日两国各怀鬼胎，相互利用，其中针对中国具有非常重要分量，未来海洋方向的争端有可能引发动荡。
我国外部安全形势得以改善的外部因素，是美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更加呈现“力不从心”状态。受财政赤字困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与军事能力之间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军事力量建设中，在着眼于增强未来军事竞争优势，与维持现有军事力量规模与海外部署行动强度之间的“两难困境”选择更加明显。斯诺登事件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在软、硬实力两个方面都受伤不轻的美国，军事介入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能力与影响力衰减，参与没有涉及美国直接重要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的意愿不断下降。但是，继续谋求未来军事竞争高地，努力保持领先其它军事强国“代差”级别优势的目标没有改变。
在此战略背景下，美国对其重返亚太战略进行了策略性的微调，加之我主张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使得美国对我战略压力相对减少。
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这将是改变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一种战略共识。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崛起新兴大国，与正在进行“战略再平衡”的现存霸权国--美国如何确立今后如何相处的目标和路径，也就是说如何探讨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道，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点，但是这些分歧点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不容低估，其中两国的安全关系又是分歧中的最危险和难于管控的。近年来，中美两国安全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软肋。
处理好这个中美两国关系的“软肋”，还可以变负能量为正能量。我们高度重视管控中美两国军事关系“负能量”因素的同时，需要着重努力做好把这种“负能量”变成“正能量”的转化工作。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单单拥有良好的政治意愿就可以做到了，还要克服种种错综复杂因素的破坏与干扰。特别需要下大气力把握好几个重要问题：
一、坦诚地承认两国安全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认真面对分歧，努力缩小分歧。一般来讲，促使双边关系稳定和发展，主要靠扩大共同利益（这里也包括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是面对共同的威胁（如同在冷战时期，前苏联的军事威胁曾经是推动中美和解、靠近的主要引擎），有效管控分歧。无论是出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中美两国的安全关系都是充满着相互防范，相互警觉特色。具有巨大讽刺意义现实是，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尽量努力避免与对方发生军事冲突，同时又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尽管美国多次强调，“战略再平衡”战略不是针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军舰和飞机部署并活动在中国的周边。每逢一个国家与中国发生利益纠葛，美国总是在貌似中立的面具下，“偏袒”其他国家。与此同时，无论我们如何反复重申中国坚持防御性军事战略，但是随着我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我们得海、空军事力量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美国就如坐针毡，感受到中国的压力与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向美方坦诚地表达我们的看法，既要承认分歧，同时要展示我们促进两国安全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意愿。敢于公开谈分歧，也是我们自信的表现，也是我们愿意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诚意的表现。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