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全球化

新华网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撰文，近几十年来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日常生活有多大改善，如今更加可口的“异域”食品所能带来的日常快乐，是欧洲人在几十年前难以想象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年前的一天，我在一位友人家的厨房附近消磨时间，渐渐到了晚餐时分。他提出：“我给你做饭吧。”我说：“我可不想麻烦你。”他答道：“一点儿都不麻烦。” 说罢，他优雅地靠向椅背，从头顶上方的架子上拿了一罐焗豆，打开后倒进长柄锅，然后打开了煤气。这就是我们的晚餐。

想要了解近几十年来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日常生活有多大改善，食物是一个绝佳的研究案例。诚然，我们都变得更肥胖了。诚然，我们吃了太多的加工食品。诚然，自2007年以来，随着食品价格上升而收入减少，穷人几乎买不起足够的食品了。但是，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如今更加可口的食品所能带来的日常快乐，是我在童年时代难以想象的。

那时候，在欧洲和北美，大多数人每天都吃着寡淡无味的食物。下馆子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异域食物很少见——超市里当然没有寿司卖。我的一位友人在一个荷兰小镇长大，他回忆到，在上世纪70年代，他的邻居们曾经认为他家装腔作势，因为别人家每天晚餐都吃肉和土豆，而他家的晚餐则是肉和米饭。

过去也有一些家庭里的母亲和祖母（或外婆）会做美味的家常菜，如今家常菜这种东西颇能迎合怀旧情绪。但对那时的大多数北欧孩子而言，吃饭就是受罪。在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 1979年的专辑《迷墙》(The Wall)中，那位歇斯底里的英国校长的唱词反映出这一点，他唱到：“如果你不把肉吃完，你就不能吃布丁！ 如果你不把肉吃完，你怎么能吃布丁？”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对大多数商品的态度都是功利主义的：没有人需要感官的愉悦。在英国肯特郡的吉林汉姆(Gillingham)，一位女子告诉我，小时候，她家周边的环境丑陋不堪，让她童年的快乐也有所折减。单调乏味的食物也有同等功效。

在共产主义欧洲，食物可能更加单调。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后的那个夏天，我寄住在东德一个小村庄的一户人家。每天的晚餐都是猪肉、土豆和啤酒。我吃了不到一周就腻了，更别提吃一辈子了。

难怪东德人渴望异域食物。1966年，在德国图林根(Thuringian)，从未去过日本的餐馆老板罗尔夫·安舒茨(Rolf Anschutz)推出了日本菜。（你也许会认为东德在异域菜肴上落后于他国，但事实上，伦敦在1966年还没有一家日料店或泰餐馆。）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已有几十万东德人品尝过安舒茨餐馆里的日本菜肴。

柏林墙倒塌加速了全球化，而全球化往往会改善烹饪的品质。

我们的食物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异域”。

比如说，英国的印度餐馆数量已从1970年的1200家，增加到了如今的约9000家。（印度食物恰好也是全球化的缩影：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写到，辣椒是从葡萄牙传入印度的，唐杜里(tandoori)是从西亚传入印度的，而奇怪的是，咖喱粉是从英国传入印度的。）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不再将食物仅仅视为身体的热量来源。1999年4月14日，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的烹饪节目首次登上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新的“美食家”一代诞生了。

“美食家”这个词让人联想到，蓄着胡须的布鲁克林人在流动食品车前排队。食物“文艺复兴”确实跟阶级有些联系，因此也带来了一些炫耀身份的行为，比如说，从英国到中国，如今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就是“奶酪爱好者”。

然而，追求美食并非只是一种流行于精英阶层的现象。享受美食未必等同于要购买昂贵的鸡肉、或大谈来自亚马逊河流域的珍贵蔬菜。如今，很多人会观看电视上的烹饪节目。不能说他们都会学着做那些菜，但他们肯定会受到影响。很多人往往从咖啡店或超市的即食食品区，购买方便食品或小吃，以这种形式享受美食。甚至出现了一种“新鲜速食”现象。比如，在塔可钟(Taco Bell)最近在美国播放的电视广告中，著名厨师洛雷娜·加西亚 (Lorena Garcia)一边在自家厨房里做“burrito bowl”（一种墨西哥沙拉——译者注），一边热情地赞美那些“美味的食材”。这类现象很容易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但这样的食物或许比（打个比方）“奇妙”牌面包 (Wonder Bread) 更美味一些。这个品牌的面包一度是美国家庭的主食。

随着移民的到来，即便是比较贫穷的社区也能尝到美味的异域食物了。而在本轮物价上涨开始前的几十年里，食品一直是越来越便宜的。美国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数据显示，如今美国人的食品支出平均只占他们可支配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大约已达到人类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在西方，大多数人如今已可以将食物视为一种日常快乐的源泉了。

在我所居住的巴黎，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理所当然地这样看待食物。每到午饭时分，我会信步来到公寓（同时也是我的工作室）附近十几家餐馆中的一家，独自坐下来享用一顿两道菜的午餐。通常而言，那顿午饭是我一天的重头戏。有一次，和几个同样从别处搬到巴黎居住的朋友吃晚饭时，我们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巴黎的食物难吃，我们还会待在这里吗？我们的结论是：不会。我可能永远不会离开这座城市，因此说，在食物中寻找快乐的模式决定了我的生活。

(原标题：舌尖上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