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4日《上海书评》刊有严晓星先生所撰《杨时百致刘世珩书札考释》一文，于杨、刘二人之交往及关键的信物——古琴考证推理详实，严先生近年一直致力于琴学，对琴的人与事亦颇有探究。
不过就杨宗稷与刘世珩在琴事上的交往，尚有一段史料可为补充。杨宗稷在《琴粹琐言》中曾有如下记载：“读欧阳公（欧阳修）《三琴记》，唐琴在北宋时已不多得，况更历千年乎？宜今日唐宋琴如凤毛麟角也。近时都下收藏家今有贵池刘氏之 鹤鸣秋月 、佛君诗梦之 九霄环珮 ，其声音木质，定为唐物无疑。刘琴相传为雷威斫，未见其款。予藏琴廿张，惟鸣凤最佳，相传为二十四琴之一，题名外亦别无款识，洪亮不如刘、佛二琴，而苍润过之一二。徽间稍欠松，当为宋物，否则唐琴矣。”（《杨氏琴学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页）此文应作于辛亥年（1911年），《琴粹》四卷乃辛亥八月开雕，再叙末署刊刻时间为辛亥腊月，且当时应在北京。此事应早于严先生所考释的书信，且杨氏当时虽知刘氏所藏，但似乎并未见到刘琴之原物。
另外，就严先生开篇所言：“近世古琴大家杨时百书札，所见者止得两通。一为致琴弟子李浴星者，已披露于一份琴界的内部刊物《七弦琴音乐艺术》第三辑（中国古琴艺术联谊中心，1998年秋）；一为致藏书家刘世珩者，载于彭长卿编《名家书简百通》（学林出版社，1994年6月），虽略早面世而未得关注。”
但就笔者眼力所及，杨宗稷所存世书札尚另有一通。1925年章士钊所办《甲寅周刊》便曾收到杨宗稷来信一封，章士钊将来信与回复一并刊载于当年第一卷第二十号上。此回信后又收录于《章士钊全集》第五卷，并将杨氏来信附于其后，系于1925年11月28日。
在近代西方学科分类进入中国之后，不仅在文史分科上，有以中学之脱榫而达到西学移接之目的，当日艺术之学科分类亦复如此。中国之古乐时有无从依归之尴尬境地，杨氏此信便是因此而发。
据杨氏所言，当时艺专学校之学科分为图书与音乐两大宗，而图书有中国、西洋、图案三系，音乐却仅有西洋、戏剧二系。以中国乐隶于西洋系，故杨氏定乎“不能已于言”。信中杨氏历数礼乐之创制先后，认为“乐之感人，最易最深”。鉴于六经中《乐经》之失传以及礼乐宗旨之偏废，杨氏归罪于汉初叔孙通以迎合谄媚天子为定礼乐宗旨，自是以后，以利禄号召天下士子。而到了民国之世，杨氏认为须阐扬数千年湮灭之雅乐，不可使古先圣人神明之寄从此终亡。
由上可见，即如章士钊对杨宗稷的评价，“向闻其（杨氏）艺之高，今见其志之大而识之澈”，赞其为今世师旷。杨氏不仅操琴之技艺神鬼莫测，其志向与识见亦不可忽视。 裘陈江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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