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的药方

盛韵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了三大卷文集《试金石》（Piedra de toque），收集了从1962年至2012年的媒体文章和评论，其中包括书评、影评、剧评、媒体访谈、讣文、序言以及对国际大事的反思文章，书名“试金石”是他为西班牙《国家报》开的双周专栏的名称，这些专栏文章自然也成为文集的主体。第一卷是挣扎期的青年作家，略萨在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读书时非常崇拜萨特，写了很多关于萨特的文章，以至于被共产党小伙伴取了个“勇敢的小萨特”的绰号。左翼时期的略萨热烈支持古巴革命，和卡斯特罗交往甚密，即便面对古巴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境，略萨依旧觉得革命的利益高过一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略萨的政治立场改变中是重要的转折点，之后他渐渐与苏联及其支持者疏远甚至决裂。从三篇论巴塔耶、加缪和以赛亚·伯林的文章来看，略萨逐渐转向了个人主义的立场。加缪坚信“任何有绝对意味的理论——比如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迟早都会为罪行和谎言辩护”，略萨认为加缪发展出的“有限的道德”是最为丰富而珍贵的思想。第一卷中最重要的文章是论伯林的长文“我们时代的英雄”，略萨认为伯林在写大思想家时，好像一个小说家让自己笔下的人物说话，让他自己的想法从别的思想家口中说出来，读者不会注意，正如好小说总像是自己发生的，叙述者和作者的声音隐藏在背后。略萨赞同伯林对乌托邦的否定态度，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多元主义和宽容的论述都给略萨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略萨又觉得伯林过度依赖于人性的良善和理性，选择性忽视了巴塔耶描述的那种对创造性天才来说至关重要的阴暗部分。略萨开出的药方，是伯林、巴塔耶和加缪的混合剂。第二卷涵盖了他竞选总统的时期，也是他的政治哲学深化定型的时期。不过其中最好的文章都是私人领域的，有与欧洲学者的交往，也有和儿子的谈心。他有次去柏林影展当评委，在机场碰到了还在伦敦读书的儿子贡萨罗，他吃了一惊，因为儿子留了满头齐肩的小辫子，变成了一个拉斯特法里教的圣徒。略萨在审片间歇溜出来和儿子谈哲学的描写既动人又风趣。

诺曼·梅勒若是活到今年就九十岁了，他的官方传记作家迈克尔·列侬（Michael Lennon）不负嘱托，出版了皇皇九百页的《诺曼·梅勒：双重生活》（Norman Mailer: A Double Life）。列侬遍阅了梅勒的信件，掌握了许多能够说明梅勒性格的细节。阿尔弗雷德·卡津的妹妹珀尔·卡津在时尚杂志《芭莎》（Harper's Bazaar）当编辑，据说她总有种居高临下的架势。多年来她有一套办法让美国小说家对她百依百顺。不过她向梅勒约稿时碰了大钉子，梅勒毫不客气地回答：“亲爱的珀尔·卡津，我还是太年轻太傲气，所以没空给你写你们印在《芭莎》上的那种高级屁话。”梅勒会对记者说：“我永远不会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你这么肯定？”“因为我捅了我老婆。”“哦。”太梅勒了。

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的《上帝鸟》（The Good Lord Bird）上月底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奖，他告诉《纽约时报》他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赢，所以宣布获奖名单时正忙着大吃，听到自己的名字后“我太震惊了，结果拿着餐巾走上台去领奖”。

又到《文学评论》杂志一年一度的“小说最差性描写”颁奖季。该奖项旨在“让人们注意当代小说里那些粗糙的、敷衍了事的糟糕性描写，提醒大家不要效仿”，历史上最有名的得主包括汤姆·沃尔夫和约翰·厄普代克（这一位还是“终身成就奖”得主，大概永世不得翻身了）。今年得主是马尼尔·苏里（Manil Suri）。他在《提毗之城》（City of Devi）中写道：“在某些星系里，超新星肯定在哪里瞬间爆炸了。苍穹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海洋和沙土——只有卡伦的身体紧紧锁在我身上，我们留了下来。我们像超级英雄那样飞奔过太阳和太阳系，在夸克的浅滩和原子核中沉潜。为了庆祝我们突破第四颗星，全世界的统计员尽情欢乐。”今年该奖由英国老牌艳星琼·柯林斯（Joan Collins）颁发，苏里没有出席颁奖礼。记者后来联系他发表评论，他说事先不知道是柯林斯颁奖：“这可是我见琼·柯林斯真人的唯一机会啊！我居然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