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12月19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 题:曼德拉(1918-2013):缅怀自由偶像(作者该刊前执行主编理查德·施滕格尔)
纳尔逊·曼德拉在谈起自己的死亡时总是有些不安。这并不是因为他怕死或是对死有什么疑问,而是因为他知道人们想从他嘴里听到关于死亡的教诲,可他对此却毫无心得。他是一个可以完全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我曾经问过他如何看待自己会死这件事,那是一个早上,我们正在南非的边远地区、他的出生地特兰斯凯散步。他向四下里绿意盎然、静谧祥和的景色望了望,说了一些有关他将如何去见他的“先祖”的话。他后来说:“人们在这世上来了又走。我来了,等时候到了我也会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仅此而已。我一次都没有听他说起过上帝啊天堂啊或者任何有关来生的话。
纳尔逊·曼德拉信仰的是此生的正义。
骨子里的公平感
当时是1993年1月,我正在和他一起为出版他的传记进行合作。我们那天早上是从他位于古努附近的家出发的。古努是他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曼德拉出狱后在那里盖了一所房子。他曾经对我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所能望见自己故乡的房子。曼德拉信仰体系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青少年时代构建的。在他父亲死后,当地腾布王朝的一位国王将他带大。小时候,曼德拉住在一所圆形茅屋里,屋子有一扇土门。他学着做一位牧羊人。他从泉水边汲水。他在和其他男孩用棍棒打架时总是能获得胜利。
他会坐在老人们的脚边,听他们讲述在白人到来前,勇敢的非洲王子统治南非的故事。他第一次和白人握手是在上寄宿学校时。最终,小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的名字变成了纳尔逊·曼德拉。他接受了严格的卫理公会教育。但是尽管他获得了诸多世俗经验并接受了律师教育,他的许多智慧和常识——以及快乐——都来源于他小时候在特兰斯凯的经历。
曼德拉本来或许会成为一个更情绪化的人,如果他没有被夺去那么多东西——他的自由,他选择人生道路的能力,他的长子,他的两个孙辈。他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恒久不变的,除了他和同胞所遭受的压迫。而他原本或许可以拥有的一切,他都献给了南非人民的自由事业。但是,粗鲁的狱警、狭小的牢房以及种族隔离制度下傲慢的白人领导人都没能从他身上夺走他的尊严、高贵和正义感。就连刚跨进罗本岛监狱的大门,必须脱光衣服时,他的腰杆也挺得直直的,没有任何抱怨。他拒绝在任何情况下被吓倒。我还记得有一次采访埃迪·丹尼尔斯。这个5英尺3英寸(约1.6米)高的混血儿是一名自由战士,与曼德拉一同被关押在罗本岛的B区牢房。埃迪回忆说,每当他意志消沉时,只要看到6英尺2英寸(约1.88米)高的曼德拉走过庭院的高大身影,他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埃迪哭泣着向我讲述,有一次他病倒了,曼德拉——“我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一走进他的牢房,蹲下身去为他刷洗混杂着呕吐物、鲜血和粪便的木桶。
我常常想,要是当年的南非是个不存在种族歧视的自由国度,曼德拉本来会成为一名小镇律师,心满意足地过着富足的生活。从许多方面讲,这个名垂青史的伟大革命者在本性上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不相信刻意而为的改革。但是,有一样东西把他变成了革命者,那就是他年轻时在约翰内斯堡遭遇的万恶的种族压迫制度。当人们在公共汽车上往他身上吐口水时,当售货员拒绝为他服务时,当白人像对待文盲一样对待他时,他的身上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为他骨子里有一种公平感:他就是无法忍受不公正对待。如果连他,纳尔逊·曼德拉--高大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酋长之子——都受到非人的对待,那么成百上千万不具备上述任何优势的人们又能怎样呢?在谈论起航班取消这样的平常事或是各国领导人政策这样的大事时,他有时会对我说:“这是不对的。”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构成了他所做的一切、他所为之牺牲的一切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