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悠悠蓝天情》李瑞迁：情系天梯六十年

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情系天梯六十年

李瑞迁

我是在1951年，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军的，到现在包括在空军任职40年和退休后从事航空机务教育训练研究22年，已经62年了。回顾我的经历，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走的是革命的路，站的是军校教育的岗，干的是打造天梯的事。这里要说明：空军航空机务是对航空装备实施使用保障和维护修理，航空机务文化称为天梯文化，航空机务人员被誉为战鹰守护神。没有航空机务，飞机就上不了天，就不能发挥技术战术性能，就不能打胜仗。而从事这项工作的航空机务人员所面对的，是艰苦复杂的作业环境，是繁重多样的保障任务，是责任担当的巨大压力，是履行职责的默默奉献。正因为航空机务工作和航空机务人员的这些特点和品质，使其无愧于天梯和战鹰守护神的赞誉，也使我视航空机务教育训练事业为打造天梯而乐于为她做一些平凡而有意义的事。

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命运

我出生在国难临头的1929年，还不满两周岁，“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就把我变成小难民，跟随父母亲从沈阳逃亡到北平。“七七”事变前夕，刚上了一年小学，因为父亲涉嫌抗日遭到拘留而被迫举家南迁到杭州。“八一三”事变后淞沪抗战失利，再度辍学逃难，又几经辗转从宁波进入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区。在刚上初中的第一个学期，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火波及上海，学校停办提前放假。动荡不安的童年生活和断断续续的求学经历，都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所以我从小就把抗日救亡和我的家庭与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抗日还抱有幻想，可是当我跟随母亲坐在架子车上穿行河南省去重庆的途中，亲眼看到所谓“自由区”里民不聊生的情景，随身的行李又被国民党军队洗劫一空，还听说“水旱蝗汤”（汤指汤恩伯）是河南四大灾害，思想上就产生怀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了两年高中，耳闻目睹蒋管区内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物价暴涨，民生凋敝，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打内战，更使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从失望到反对。有幸的是，1947年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在高校中被称为东南民主堡垒的浙江大学。9月入学，10月29日就发生了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在杭州警备司令部惨遭杀害的事件，由此引发学生罢课、军警镇压的学潮。这次学潮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明确意识到在进步和反动两种力量的决战中我应该站在哪一边。1949年5月3日，在兴奋的心情中迎来杭州解放，这一天也成为我一生命运的新起点。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新旧社会对比的现实教育，政治学习的理论思维，暑假去东北工厂实习的切身感受，使我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产生了以实际行动要求进步的强烈愿望。1950年四年级的新学年开始，系里推荐我参加了学校学生会工作，担任学习部部长，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入了团，在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激情中舍弃学业踏进了部队的大门，从此走上革命之路。

与军校教育休戚与共的历程

当时接收我们这批从杭州参军的青年学生的部队是空军第四预科总队。在入伍当晚的欢迎会上，总队长说：大家来到部队，就是参加了革命，要有一辈子干革命的思想准备。会上听了很激动，会后冷静下来想，参军是为了保家卫国，仗打完了一辈子在部队干革命，学的专业用不上，当工程师的愿望不能实现，这些问题还一时没有想通。不久，华东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来总队作报告，讲形势、讲革命、讲前途。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参加了革命，就要以革命的前途为前途，干什么都要服从革命需要，革命事业发展了个人才能得到发展。聂司令员的报告使我们这些刚入伍的青年学生深受教育，我联想自己在解放前后的经历，想清楚了个人命运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做一个革命者就要以革命事业为重，正确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能在个人问题上患得患失。这个道理在我以后的经历中得到反复验证。当年从预科总队转到航校后，没有考虑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却把我分到电气员班当班长；刚当了40天学员，又从连里调到训练处改做学习助教，给同期乙班上电工课；同班学员毕业分配去了部队，我留校走上了教学之路。这些经历都是我原来没想到的，不仅抗美援朝没过江，而且也没能去部队参战，留校任教还不能发挥所长。正是由于有了服从革命需要的思想准备，引领我在军校教育岗位上迈出了第一步。

1952年末，我被调到一所新组建的专门培养航空机务人员的地勤航校。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1954年我军进入全面建设时期。从那时起到1966年，空军航空工程院校随空军建设发展逐步建立起由初级地勤航校、中级地勤航校和空军工程学院三类院校构成的三级培训体系。其中我所在的地勤航校，从开始培训歼击机机械员、军械员的初级航校发展成为培训歼击机机械师的中级航校。我也在这一时期入了党，坚定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念，从教学一线的助教、教员、主任教员、教研室主任，到训练机关的教务科科长，学员大队大队长。每一次岗位变动，都与学校建设发展需要密切相关，我也从行动上服从组织分配到思想上能够自觉适应工作需要，努力站好每一班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空军地面院校被定为开展“四大”单位（“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在这次动乱中也受到冲击，更没想到的是，又被卷进浙大同学的一桩所谓大案中，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说我有“严重历史问题”，从此成为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在航校解散前夕被限制人身自由，押送到北京军区空军的一个农场，受隔离审查达一年之久。问题搞清后，我才被转到五七干校有了学员身份，恢复了组织生活。这段经历对我的革命意志是一次考验，当我看到整个革命事业和身边的一切在这场动乱中所付出的沉痛代价，就感到自己的遭遇算不了什么；对于审查，自己的历史是清楚的，心里是坦然的，相信组织总会把问题搞清楚。当我看到复查结论：“对所谓 严重历史问题 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否定”，“对审查的错误做法予以平反和恢复名誉”时，我衷心感谢组织为我平反和恢复名誉，使我在革命道路上能够继续前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军队建设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也受惠于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能够重新回到院校教育岗位，先是在空军后勤学校工作5年，从训练部副部长、部长，到校长，1983年2月，空军同时发布通报通令，学校为上年度学空一师先进单位和贯彻共同条令先进单位。同年5月，调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1988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91年退休，为我的任职经历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