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与中国

早报记者 张喆 黄翱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光辉岁月》（粤语版），收录于1990年中国香港摇滚乐队Beyond的《命运派对》专辑内。

从“自由斗士”到“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中国的形象嬗变，折射出中国几十年间的时代变化。

1949-19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将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

据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通史（现代卷）》记载：1950年9月13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人民电复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书记梅尔，表示完全支持他们反对南非白人当局种族压迫的斗争。1952年1月，周恩来总理也在给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电报中指出：“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并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持久不渝的斗争中求得自由幸福与解放。”

然而，南非在中国外交版图中的地位却显得有些尴尬。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其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写道：“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暴政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抵制。1962年，恰恰在南非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刻，台湾乘隙而入，同南非建立了 领事关系 。”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不仅是曼德拉，连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都罕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出现。

不过，身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总司令，曼德拉对中国武装革命的理论兴趣颇浓。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前往伦敦访问，中途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讲，演讲时表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书籍。另外，曼德拉在南非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

2010年出版的曼德拉回忆录《与自己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中，他回忆起自己青年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仰慕。曼德拉写道：“如果你了解到他们开展革命的方式，就会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中国革命真是个奇迹。”曼德拉在书中提到，他当时很爱读埃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思想方法所取得的胜利”。

在更为世人熟知的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他回忆道，他曾建议他的战友瓦尔特·西苏陆前往中国，寻求武器支援。

曼德拉在书中写道：“我向他（指瓦尔特）提了个建议：他应该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他们讨论向我们提供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并受到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希望中国对南非的斗争给予支持的愿望，但是，当他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表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1980年代

有人曾说，中国人知道曼德拉，是从《新闻联播》的最后5分钟开始的。

1978年1月开播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差不多每天都是以“南非人民反抗种族隔离政策”或“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人民反抗以色列”等国际热点新闻结尾。

对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试图再次融入世界的中国而言，碰巧赶上了全球对于曼德拉的“再定义”。当撒切尔夫人刚踏入政坛时，她曾把曼德拉比喻为一个“赤色头目”、“恐怖分子”，但在担任英国首相之后，她已将曼德拉尊称为“令人尊敬的良心犯”。

从英国掀起的“释放曼德拉”运动成为1980年代西方流行文化的主流。声援曼德拉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歌曲，不时出现在欧美乐坛，比如英国U2乐队的“Silver and Gold”（银与金），以及英国The Specials乐队的“Nelson Mandela”（纳尔逊·曼德拉）等。1987年，荷兰球星古力特获封世界足球先生，他是曼德拉的拥护者，在金球上刻上曼德拉的名字，还创作了一首名为“South Africa”（南非）的荷兰语歌曲歌颂曼德拉。

1990年，中国香港Beyond乐队发行了至今脍炙人口、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粤语版），这首歌轰动整个华语乐坛，原本对于中国人来说苍白的曼德拉的形象也在《光辉岁月》的歌声中，逐渐变得血肉丰满。

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曾在一则专题片中说，“有人曾经给曼德拉翻译《光辉岁月》的歌词，他听到最后潸然泪下。”虽然这则传说无从考证，但也足以表明，许多热爱曼德拉的中国人，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寻找他与中国之间的共同点。

这一阶段，曼德拉留给中国的是勇于和种族隔离政权斗争的战士形象，给人的感觉，是曼德拉仍然奉行暴力斗争、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的入狱前路线。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指出，正是因此，“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接受了平等主义的原则，认为各阶级、种族之间都应地位平等、相互尊重。因此哪怕我们每个人在实践中有歧视的想法或行为，但内心里会告诫自己这样想、这样做是不对的，可以说种族平等的概念已经是中国人蛮难撼动的价值观。”

然而，当时对于曼德拉形象的这种塑造其实已经脱节于时代了。曼德拉之所以在1980年代得到欧美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广泛支持与声援，源于他政治主张的改变，狱中的曼德拉通过反思，已和同在狱中的战友们重新制订了以和平、自由为主要诉求、追求各种族在新南非同一片天空下共存的“彩虹国”理念。

1990年代-21世纪初

1990年2月11日，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的曼德拉终于重获自由。曼德拉开始作为“政治家”与中国打起了交道。对当时台海两岸的“外交战”，曼德拉陷入了“双重承认”的迷思中。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非国内政治改革的发展，台湾极为担心将来黑人一旦掌权，台湾就会失去在新南非的阵地，因此加大了对南非黑人解放组织示好的力度。”

在与南非建交前，中国在南非设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南非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为大使衔。谢志衡是首位（代理）中心主任（1991年12月至1993年12月），他在今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上以《永远的曼德拉》为题，回顾了中南建交的过程，他写道：“1993年8月9日上午，曼德拉作为非国大领袖在办公室会见了我和两位同事。……他郑重地说，中国从50年代起就支持非国大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给予了非国大所需的一切援助。非国大同中国的友谊将继续下去。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等都不承认台湾。非国大采取上述国际组织对中国所采取的同样立场。他还谈到台湾方面曾希望非国大在台北设立办事处，非国大已拒绝此要求。非国大希望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谢志衡继续写道：“曼德拉当时显示出的果断气魄和对中国传统友好的念念不忘，使我确信中国与南非实现建交将是大势所趋。后来，由于台湾当局不断施加影响，曼德拉想以 双重承认 来处理南非与中国中央政府及台湾地区的关系。由于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加之非国大绝大多数成员赞成与台湾 断交 ，曼德拉放弃了一度的想法。”

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届时倘中国和南非仍未建交，地位重要的南非驻香港总领馆就不得不关闭，曼德拉经过“长考”，宣布“不晚于1998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钱其琛在他的《外交十记》中回顾：“1996年4月底至5月初，联合国第九届贸易和发展大会在南非举行，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南非领导人再次接触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吴仪部长任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团长，让她与曼德拉总统、恩佐外长商谈。”

“在与曼德拉会见时，吴仪部长转交了江泽民主席给曼德拉的复信。在信中，江主席重申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关于两国建交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了中国人民有能力自主实现祖国的统一。”

“当年12月5日，曼德拉给江主席写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结束对台湾的 外交承认 ，现在正是南非遵循国际惯例，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平稳过渡的合适时机。他也谈到，断绝与台湾的 外交关系 ，无疑将使南非付出重大代价，然而，南非相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迅速扩大，将会使可能出现的损失得到弥补。”

在中南双方的相互谅解下，香港回归后，南非驻港总领馆并未关闭，当年12月28日，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访问南非，12月30日共同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中南建交的联合声明只有四条，其中第三条明确写道：南非共和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1世纪以来至今

1999年曼德拉卸任南非总统，也渐渐淡出中国人的视野。他再次受到中国人的关注，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

就在世界杯开幕式前，曼德拉的重孙女，当时刚满13岁的泽妮娜·曼德拉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老人悲痛欲绝而最终缺席了开幕式。而在世界杯闭幕式的最后时刻，曼德拉坐着轮椅出现在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许多中国网民在当时流行的开心网、新浪微博等网站上留言：见到曼德拉了，这届南非世界杯没有遗憾了。

曼德拉在推动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并没有采取历史上常见的暴力清算、报复、复仇等行动，而是向昔日政敌展现出宽恕、宽容的姿态，以和解的原则清算历史。

刘擎指出，曼德拉出狱后，南非面临政治转型，即如何在奉行民主平等原则的同时，面对那些曾在种族歧视政策中的受压迫者，“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说正义（justice）与宽恕（mercy）都是人类的终极价值，但两者难以同时达到。可曼德拉的政治成就恰恰是在达到正义的同时也几乎实现了宽恕。”

刘擎说，曼德拉当年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种族歧视政策的压迫者把过去犯下的罪恶说出来，接受曾经的种族歧视受压迫者的饶恕。“这里面不是没有是非的，而是在真相的前提下，去实现正义，去达到宽恕。曼德拉的做法令我感触很深，中国传统上很少有受害者宽恕迫害者的例子，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义理里没有（恕道），假设未来历史给我们这样的机遇，我们能否把握住？在我看来，曼德拉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