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廊坊
胡文彬：上世纪80年代之后，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是红学走向辉煌的时期。老一辈的学者还在继续出作品，中年一代青年一代，都有作品出现。有两个学术刊物，加上好几个地方红学会，发展势头很好。我用过黄金时期来描述这个阶段。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红学会逐渐名存实亡，社科院的《红楼梦研究集刊》也停了，所以《红楼梦学刊》就很容易因为稿子得罪人，只有你一家，研究人员在增加，版面却没有增加。你看很多人控告红学会压迫，就是因为《红楼梦学刊》不发他们的文章。但一个刊物不可能所有来稿都发表。
到2005年，《百家讲坛》播出后，红学就乱了。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加上网络助推和权威媒体的强势，红学研究发生了异变。这段时间里头，思想学术界的混乱应该是达到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红楼梦》出现了几十个作者，几十个版本，这对中华民族是一种负责的精神吗？这样对待民族的优秀文化合适吗？在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他们的故乡，他们的人民对经典作品敬重的态度，是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文化遗产，而我们这儿却是在破坏。我对许多作者对曹雪芹的否定是十分愤怒的。
东方早报：这些不是民间红学的说法吗？学术界也被他们影响？
胡文彬：学术界没有。虽然他们是民间的，但是舆论界给予强大的支持，甚至用他们来反主流红学。一方面是他们的书大量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就是给他们做舆论宣传，包装成明星，扩大影响力。主流红学对这个是没办法的。
东方早报：这是因为红学界现在给群众提供的文化产品太少了吗？
胡文彬：我深感红学研究不能像老一辈们一样只做书斋的研究。我们不反对刘心武这个形式，我们只是反对他说的内容，但这也是因为当大众需要一种普及性的形式的时候，红学家没有及时站出来，这个舞台就被别人占领了。刘心武开始传达他的内容，这并不是真正的知识，但大众会被误导。然后双方交锋，群众站队，整个问题就激化了。在这一点上主流红学要反思，要总结经验教训，怎么把小众研究转化成大众的文化产品。这个问题已经摆到我们面前了，我们必须勇敢面对，不要老把自己打扮成碰不得的专家。
我觉得在红学界内部，也应该分工起来，比如研究版本的同志可能就比较小众，那搞阅读赏析的，这就应该多面向大众，帮助大家去欣赏。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读不下去《红楼梦》？红学家要检讨，不是群众水平低，而是要检讨我们自身出了什么问题。
在红学会成立大会上，姚雪垠同志写过一封信，说红学应该写一些概论性、导读性的东西。首先响应的是蒋和森，写了一本《红楼入门》，非常薄的一本小册子，在国内基本不会当一本书，但是日本马上就拿去翻译引进了。邢志平写了《红楼梦十讲》，台湾也拿去出版了。我们并不是缺少这方面的入门、导读的书籍，但我们缺少宣传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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