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术的传授

中医师临床经验的积累至关重要，民间对于“老中医”或医学世家的信赖，正缘于其见多识广，经验丰富。

医疗经验的不足可以通过年限慢慢积累，但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则是如何将这种经验传承下去。历史上，中医学的传承有其特殊性。最初，医学知识被官府垄断，其传授主要以世袭为主。战国以后，医学知识逐渐流播于民间，师徒式的传授开始渐增。此后，家传与师徒这样私相传授的方式便成为了薪火相传的主要方式。虽然自南北朝之后，逐渐有了类似学校式的医学教育，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在业界占据主流的依然是私相传授。直到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这样的格局才逐渐被打破，形成以院校教育为主的情形。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私相传授当然范围有限，对于医学的扩散影响而言，当然不利。这也是近代中西医论战中，传统医学饱受争议的所在。但之所以形成这种传授的方式，自有其特定的文化与历史渊源，并非医学一科如此，也绝非医学因素所能左右。

所以在古代信息不发达，医学又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技艺的情况下，如果有志于求医，又能遇到合适的医师传授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看看历代名医的成才历程，不难发现，除了家传之外，大部分都曾有过四处拜师求艺的经历，而得遇名师往往是医学之路上的转折点。如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他三十余岁，才开始专心学医，为了提高医术，出外四处寻访名师指点。走遍了江浙一带，终于寻访到名家罗知悌，但罗脾气古怪，恃才傲物。虽然朱丹溪多次前往拜会，罗知悌根本见都不见。朱丹溪坚持不懈，甚至当地士林都被打动，纷纷劝罗知悌。经过几番波折，朱丹溪才最终得见罗知悌。而罗让朱尽去旧学，重新跟着他学习医学，终于成就了一代大家。

在长期的私相传授过程中，医家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则便是医不轻传。这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非其人勿教，如果不是适合的人选，则不应该传授，否则是“慢泄天宝”；二是得其人而教，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就应该将医术传授于他，否则是“失道”。可是究竟“非其人”与“得其人”到底区别在哪里呢？字面看似简单，却实在并不容易，他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因素，除了外在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个人的品德、智力、悟性等都尽在其中。

由于医学事关人命，素有“仁术”之称，因此医家择人时，格外注重对于品德的考量，将学医者是否心存仁爱作为首要标准。比如金代名医李东垣在选择徒弟时便询问：你学医是为了“觅钱”还是“传道”？如果回答是前者，则根本不予以考虑。而如果回答后者，则不但接受，还乐意资助，让其能够安心学习。因为品德的考量不好轻易下结论，所谓路遥知马力，因此，医家择人有一个严格的过程，有时甚至很漫长。比如神医扁鹊，他本来只是一个客舍的舍长，但是，在与旅客的交往中，发现有一个常客长桑君非比寻常，于是对待他格外恭谨。而长桑君虽然也觉得扁鹊不是一般人，但仍然在交往、观察了十几年之后，才将自己的医学知识传授给扁鹊。

在医学传授的时候，往往还会有相应的仪式以示郑重。在早期的医术传授中，甚至还有歃血为盟的记录。比如《灵枢·禁服》中所记载的授书仪式，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黄帝以老师的身份向学生雷公传授医书，首先要斋戒三日，然后选择“正阳”之天，进入专门的斋戒室进行割臂歃血的仪式，还要向上天祷告，并发誓如果有悖誓言，则反受其殃云云。在学生表明心迹后，黄帝方左握其手，右授其书，并且仍不忘再三叮嘱。《内经》中各篇成书时间不一，从常理上推断，这应该描述的是早期传授医术的情况，还带有一些巫风的痕迹在里面。当然，这种情况其实并非只是存在于医学领域，古代的许多行业的早期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存在。

即便“得其人”，终于有缘成为师徒，求医之路也才刚刚开始。由于医学是实践性的学科，而面对变化莫测的病情，经验的积累与总结至关重要，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所反映的便是这个道理。而作为学生，如何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将这种长期积淀的医学经验与智慧继承下来，可谓重中之重。但是，正如《后汉书·郭玉传》中“医之为言意也”所强调的，行医贵在思考，至于经验有些可以言传，但还有许多感悟则老师“口不能言”，只能依靠个人的悟性了。

在旧式的医术传授中，家学自不待言，即便是师徒除了学医之外，往往也同吃同住，与老师交往十分密切，所以会有更多的机会请益与思考，自然也会有更多的领悟。这样的方式现在当然已近乎绝迹，现在基本上都是在课堂上进行讲授，但中医师在学习中，依然能有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抄方”，其实便是这个道理。所谓“抄方”，也就是跟随老师出诊，通过观察老师在出诊的过程中对患者的诊疗过程、开方过程，来逐渐领悟治病之道。

对于历史上医术的私相传授方式，过去以批评与否定居多，近些年来渐有重新认识与反思的声音。由于时移代革，要恢复过去的私相传授当然不可能，但如果能在院校教育的大环境下，有意识地去采取一些措施增进师生间的交流，自然有益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