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俞梦孙
2012年2月6日，我第8次来到西藏，来为“高原飞行员航空医学综合保障研究课题”作再次的冲刺。
随后两天，总后、空后机关在高原专题召开“高原军事航空医学科研试验研讨会”，对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首次成规模、成系统展开的我军高原军事航空医学科研试验，进行综合论证。会议云集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等众多高原医学研究专家。
我带着课题组成员一一作专题报告。
当专家和机关领导纷纷以“创举”、“重大突破”等词汇来高度评价我们这次科研试验时，有一种力量在我心中翻滚、沸腾。
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举起右手，向在场的所有人敬了一个军礼。我知道，这个礼并不标准，但却表达着我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感慨：“这是我的一个梦。我很激动，眼泪快要流出来了！谢谢大家！我们做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要继续努力……”
梦开始的地方一块矿石与一台收音机
我的这一生与“梦”有不解之缘。
名字中有个“梦”，入伍到现在心中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最近十多年来，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检测“梦”、辨识“梦”，工作上碰到难题也往往是“梦”醒之后，就找到了对策与答案。而这个“梦”最初其实源自我的爷爷。
1936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在上海做生意的爷爷突然梦见农历二月十六，将要有一个孙子出生。两个多月后，作为长孙的我真的在上海出生了，那一天正好就是农历二月十六。喜出望外的爷爷当场决定，给我取名“梦孙”。
身边的人都说，从小我就会做“梦”。
初一那年，同学送了块亮晶晶的石头给我，说这是用来制造“矿石收音机”的“矿石”。我叔叔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见我手中把玩着这么一块“矿石”，就饶有兴趣地教起了我无线电的基本原理。
我当时就想：“能不能用这块石头自己做一台收音机出来？”
或许几十年后“带着问题搞科研”的思想种子从那时就种下了。没过几天，我真的用这块“矿石”以及几个简单的零配件，做出了一台简易的收音机。
现在想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一根电线甩到窗台上做天线，再把一根电线接到自来水管上当地线。天线通过矿石连到耳机一端，另一端接在地线上，结果耳机里就有了广播的声音。
就这样，我的“无线电梦”从此点燃。我将叔叔的无线电读物借来自学，一有空就往无线电厂跑，用自己收藏的邮票去换零配件。到了初三，我已经能够做出非常复杂的收音机来，以至于读大学的叔叔都无法解答我关于无线电的问题。
1950年，一批批热血澎湃的中华儿女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看着报纸上的火热宣传，在战火与动乱中长大的我有点坐不住了。前线战士回来所作的报告，让我内心深处的那颗“拳拳报国心”呼之欲出——为祖国、为人民，一定要尽快去参军。
我觉得自己的“梦”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于是毅然报名参军。然而，由于“身高”原因，我的第一次“从军梦”并没成为现实。
第二年，我初中毕业，正巧军队招收一批学医的学员，计划短期培训后，奔赴朝鲜战场。身高要求从之前的1.60米降到了1.55米，抱着“只要能上战场，干啥都行”想法，我再次报名，并顺利通过，来到了南京大学医学院进行培训。
最终，我还是没能去成战场。随着前方战火渐渐熄灭，上级决定，这批杂糅各种年龄层次的100多名学员，高二以上的留在南京大学医学院读本科，而高二以下的则转至空军华东中级医校读专科。
就这样，初中刚毕业的我读了专科。尽管之后一直在进行培训与自学，但进一步的学历教育总与我“失之交臂”。时间久了，我也彻底断了这个念头。于是，“专科学历”这4个字样就一直跟随着我走到院士。
多年之后参评院士，因为“专科学历”，我的排名最初很是靠后。谁知此后每一轮投票和讨论，都会因为科研成果而让我的名字逐渐往前走，直到1999年评选结果出来。这时，我已经63岁。
梦归航空医学组装出中国第一台电听力计
1954年，我军校毕业，被分配到了空军第五预备航空学校任助理医生。195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北京实习。也就是这次实习，让我从此走上了航空医学科研的道路。
一次，带教医生带着我到协和医院参观，指着一台仪器说：“小俞，这是德国西门子生产的电听力计，全中国只有两台。”
这么稀罕！我们能不能自己造一台出来？那就是为国争光啊！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我好奇地戴上耳机，调节开关，不同频率的声音立即在耳朵里响起。突然我发现，这机器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各个点的频率发生器，落实到耳机上响度可调而已。
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资料可参考，凭着观察与感觉，我开始了自己的“报国行动”——组装中国第一台电听力计。
我把之前组装的收音机拆开，用其中的零部件来组装电听力计。有次不小心，把实验室的保险丝烧坏了，整栋楼停了电。管理处以为有人搞破坏，查到我这儿，不容分说便把这台电听力计给没收了。
那可是倾注了我心血的报国梦想！我急了，赶紧找老师。老师找到管理处的人好说歹说，过了很长时间，才要了回来。
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在这两个多月里，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改良，直至大功告成。看着我自制的“俞式电听力计”，所有人都赞不绝口。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的一位教授得知此事后，非常兴奋，立即向领导请示：“这样的人才我们太需要了！”
就这样，我的航空医学梦开始了。
梦牵航空遥测科研报国的人生道路坚实起步
1958年10月的一天，北京西郊某机场，天高云淡，一架银灰色“里尔”运输机呼啸着从跑道上起飞。
当飞机上升到3500米时，地面上，我和战友们操作的航空生理遥测装置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飞行员在空中心电、心率、呼吸的波形及其变化。
实验成功了，我和战友们欢呼雀跃，从此结束了我国由于缺乏电子仪器遥测，飞行员因生理活动和特殊病无法准确判断造成遗憾停飞的历史。而这也标志我国第一台航空实际飞行遥测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不但填补了我国航空生理遥测的空白，也开创了我国航空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事业。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明白了，自己的“报国路”该怎么走——以前，总感觉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那次实验成功之后，一位领导跟我说，你们创造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就想，科研其实也是一条很好的报国路，只要一直走下去，我当初的“报国梦”就能实现。
报国的路子选定了，那种由内心深处激发出来的激情就会迅速转化成科研工作的热情。
紧接着，我又先后研制了“航空生理遥测装置”和“生理示波记录装置”，成功地在12000米的高度和300公里飞行半径内对飞行员进行加速度、心电图、脑电图、呼吸等12种生理、物理信号的遥测，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拥有航空医学遥测技术的国家。
航空遥测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也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1974年，中央保健局急需一套心电测量监护仪器。恰巧，我正拿着一台遥测仪器在阜外医院给飞行员做检测，医院心内科专家刘力生教授看到后，介绍给了中央保健局的专家。
几天后，中央保健局派了一批专家以阜外医院的名义来参观。参观结束后，他们直接亮明身份：“我们是中央保健局的，想借用你们这台机器。”
两个星期后，领导给我下达一个任务：以最快速度专门制造一台仪器。
能够直接为中央领导人做点事，我当然无比兴奋。二话没说，我带领专业组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从设计、生产到严格检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当时世界上一流水平的医学监护装置送到了中南海。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