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如何带学生

陈益升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是20世纪兴起的新兴学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恩师于光远就在中国积极倡导和开创这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期，他和龚育之先生首次联名招收四年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经过严格考试，我有幸成为两位导师的首批“入门弟子”之一。

四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亲历了导师的辛勤培育和教诲。导师严谨治学、独立思考的学风和谦逊、宽厚、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格魅力，深深地熏陶和感染着我，成为我人生旅途中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入学考试

1962年8月初，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四年制研究生，导师为于光远和龚育之两位教授。我在大学本科时就对自然辩证法感兴趣，因此就报了名，参加了考试。

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面试）两部分。其中：

笔试，8月9日-10日在北大一教举行，60余人参加（未包括上海、武汉两地报考者）。先考哲学，后考自然科学。哲学试题包括：解释概念（对立统一、归纳与演绎、逻辑的与历史的），用自然科学事实证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理，以下推理（“凡金属都导电，某物能导电，所以某物是金属”）是否正确？为什么？论述客观真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等。

自然科学试题包括：解释自然数、实数、虚数、有理数、无理数等概念，基本粒子种类及其特征，以事实证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现代发展，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反射活动及其种类，以数学证明芝诺关于阿基里斯追赶不上乌龟观点的错误，以牛顿运动定律解释人在地球卫星上失重现象，解数学方阵，达尔文进化论基本内容，酶的作用等。

口试，8月13日在北大哲学楼举行。经过笔试选拔和淘汰，参加者20余人，分两组同时进行，于光远老师和龚育之老师亲临现场，各主持一组。我被分配在于光远老师主持的那一组。

口试那天上午，我进入教室，看见于老师慈祥地坐在课桌旁，和蔼地让我坐到他的对面，开始问我高中在哪念的？为什么要报考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平时对哪门自然科学最感兴趣？口试很快进入正题。于老师提问，我随之禀答。他提的问题，海阔天空，妙趣横生，内容广涉哲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例如：客观规律能否被人消灭，为什么？《资本论》中所用的抽象法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资本论》的主要方法？什么叫“无限”，宇宙无限与物质分割无限有何区别？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主要内容及其事实根据？地球是椭圆形，如何证明？对生命起源的看法，目前关于生命起源问题的主要理论，奥巴林之前有哪些观点，奥巴林观点的来源？赫克尔《生命之谜》的主要内容？生物分类，最高和最低的动、植物？何谓微生物？等等。

有些问题虽是我事前根本无法猜想和准备的，但我也得应对。不管我回答得如何，于老师总是沉静地听着，让我把话讲完。即使我的回答不尽如人意，于老师还是亲切地加以启发和点拨，让我继续思考、再答，似乎是在进行课堂讨论。例如，他问我关于客观规律能否消灭时，我先按流行观点回答说，人不能消灭客观规律，但可限制客观规律的作用和范围；接着我又说我对这种说法有些疑义。于老师听了颇为注意，笑着说“有自己的看法就好”，鼓励我进一步思考。

笔试、口试之后，还有一次书面询问。导师所提问题大多属于个人经历、生活、阅读、写作和兴趣、爱好方面的内容，例如：你是哪里人？中学在哪？课外读过哪些名著？写过什么文章？学过哪些外语？为什么要报考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读过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史方面的哪些书？。

8月下旬，正式接到被录取为北大自然辩证法专业四年制研究生的通知。

基础课学习

根据当时国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研究生学制一般为三年，少数专业为四年。作为首届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按培养计划定为四年：头两年在北大，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课；后两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参加科学研究、资料翻译、期刊编辑工作的实践，并完成毕业论文。

首届四年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共有八人，其中包括来自北京大学各系的陆容安、严永鑫、朱西昆、朱相远、殷登祥、陈益升六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惠国，来自武汉大学的余谋昌。我们八人被编成一个研究生小班，我和陆容安担任正副班长。

在北大的两年（1962-1964年），导师特别强调科学基础训练，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打好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凡是原来学自然科学的都要到哲学系学两年基础课；凡是原来学哲学的都要到理科一个系学两年自然科学基础课。刚开学时，原来学哲学的四人，都集中在物理系上课。由于座位紧张，有时与本科生发生“抢位子”的矛盾。于老师知道这种情况后，要我们写一份书面材料给他，转给周培源副校长。几天后，北大研究生办公室通知我和陆容安去周培源副校长家，周副校长问了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之后，告诉我们：物理系已经帮助解决了座位问题，不必再为此事犯愁了。周培源副校长是于光远老师在清华念书时的老师。导师和导师的老师对研究生这点小事如此关心备至，倒让我心里感到很不自在。

后来，由于首届研究生培养计划调整，导师要求我们结合未来专业工作需要选定具体研究方向。因此，原来集中在物理系听课的四人，除留一人在物理系外，其他三人又分散到化学系、地质系和地理系。这样，首届八名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的具体研究方向就开始涉及数、理、化、天、地、生等诸多学科领域。

按照导师的要求，分到理科不同系的几个人，除了要认真听课，还要做习题、做实验，并且要参加所有课程的考试和考查。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导师所期望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工作者，为奠定坚实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那两年在北大，我们比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付出了更多的艰辛。

这期间，有的研究生对学习基础课不太安心，急于想发表文章。于光远老师在接见研究生“面谈”时，多次反复强调打基础的重要性。记得有一次他还专门对我说：请转告同学们，头两年学习是打基础，后两年实习也是打基础，做点研究工作还是打基础；其实，研究生四年只是为将来工作打下一个初步基础；研究生期间，要扎扎实实把基础打好，不要急于写文章，发表文章；社会上有些人早先发表不少文章，由于基础不扎实，后来渐渐发表文章少了。你们要引以为戒。

除了打基础，导师还经常召集我们开读书会或专题讨论会。记得1962年冬季的一天晚饭后，两位导师突然出现在我们居住的29斋。龚老师解释说，光远同志和他下午到西郊办事，回城途经北大，光远同志想利用今晚时间开个读书会，大家谈谈学习心得。当导师听说在哲学系上课的四人正在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时，便要我们围绕该书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座谈。导师时而插话或提问，时而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气氛非常热烈。最后，于老师强调指出：学习经典著作，要领会经典作家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要学会运用这些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读书会结束时，已近深夜。

头两年，导师几乎月月都约我们见面，有时在北大，有时到友谊宾馆，有时到导师家中书房。说到与导师见面，还有一件趣事：当时布票有限，北大校工会弄来一批用降落伞布制作的衬衫，让教职员工和研究生选购。我们八个研究生每人一套。导师接见时，大家都清一色地穿上，戏称“接见礼服”。导师初见时感到奇怪，问清缘由后却开怀大笑，顿时接见、面谈、讨论的气氛变得非常轻松和融洽。

两位导师都有渊博的知识和崇高的品德，但他们的个性和风格不尽相同：于老师开朗豪爽，耿直敢言；龚老师严肃深沉，谦逊谨慎。每当约见我们时，于老师往往海阔天空、野马奔腾似的讲解一番，最后总是笑着对龚老师说，帮助“系统化”、“条理化”一下吧。龚老师马上就把于老师讲解的意思经过“逻辑处理”，归纳成几条清晰而明确的观点。两位导师个性风格的差异和互补，使我们这些研究生受益匪浅。

导师经常通过交办一些相关工作来锻炼我们。例如，1963届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后，导师要我们帮助审阅试卷。我们高兴地接受了嘱托，分工合作，把阅卷工作分成三步：先各自分头审阅，按预定标准打分；然后两两对换审阅，再度打分；最后集中讨论，就一些不同判分取得一致意见。当我们把阅卷情况以及按分数高低排序的考生名单交给龚老师审定时，他非常满意，曾两次在于老师面前夸奖我们，说这次阅卷工作做得非常认真细致。

与我们1962届不同，1963届录取的王鼎昌、柳树滋两名研究生没到北大学基础课，而是在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边工作边学习，学制三年。1964届录取的三名研究生也是如此。龚老师解释说，光远同志决定采取这两种不同的办法，就是想比较一下，看看哪一种培养研究生的办法更好。

实习实践

按照培养计划，1962届研究生学制四年，前两年在北大，后两年在哲学所。然而，由于参加“四清”等社会运动影响，我们在北大多待了一年，到1965年8月初，才遵照导师的安排和要求，离开北大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参加研究、资料、编辑工作的实习实践。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是于光远老师在1956年编制“十二年科学规划”期间倡导成立和创办的，于老师担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和杂志的主编。1962年于老师要龚育之老师兼研究组的副组长，1964年调来查汝强先生专职主持研究组的工作。

我们到哲学所不久，查汝强先生便对我说，1965年第3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北大化学系徐光宪教授写的《现代分子结构理论的三大流派及其发展中的某些方法论问题》一文，在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中引起一些争议。光远同志和老龚商量，准备请北京市科协组织一次讨论会，说你过去在北大化学系上课，要你也去参加会议筹办工作。我接受任务后就去北京市科协联系，他们正在按领导要求开始筹办此事，准备以北京化学会和自然辩证法学会筹委会名义联合举办，由北京自然辩证法学会筹委会主任张子高教授主持。市科协要我先去走访一下徐光宪和张子高两位教授，征求他俩的意见。张子高教授是龚老师的老师，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行前，龚老师专门对我交代说，张老先生威望高但年纪大了，可请他推荐两位化学家帮助主持会议。我将龚老师此意转告张老先生，他很高兴地推荐了北京化学会理事长王序教授、副理事长严仁荫教授。

为了保证会议开好，这期间，我认真阅读了徐光宪教授的文章，围绕现代分子结构理论的三大流派及其发展中的方法论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因而增加不少这方面的知识。1965年9月10日座谈会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20余人，会议讨论主要集中在分子结构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现代分子结构理论评价及其发展前景、共振论的评价等问题。会后，我将写成的“会议报道”送给龚老师审阅。他很快就退回给我，说光远同志也看了，很好！可交给杂志发表。这是我到哲学所干的第一件事，总算顺利地完成了导师的托付，尝到了科学组织工作的滋味，心里感到非常新鲜和高兴。

在哲学所实习期间，我们1962届研究生和1963届、1964届研究生师弟们一起，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工作实践学习，并将其与完成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学业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参加的工作实践包括：工业农业生产组织管理工作中方法论问题调研，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文献资料翻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和《自然辩证法动态》选题调研和组稿编辑工作，结合观看“泥石流”等影片讨论科学普及问题，特别是大部头著作《自然界的辩发展》多卷本的资料准备，徐辛庄“滚泥巴”亦农亦研试验点的劳动和建设，等等。通过上述实习实践活动，我们扩大了科学知识视野，感受了实际工作艰辛，锻炼了理论思维能力，增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才干。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正处于“文革”风雨来临前夕。5月3日下午，于老师风尘仆仆地来到哲学所小会议室，与研究组同仁和研究生们见面。这次没有见到龚老师同来，于老师还是只身当了主讲人。在这次谈话中，于老师特别强调了搞“大部头”、“滚泥巴”的重要意义，说它们是两项大实验，要求“这两项大实验都要做，都要成功”。他还谈到杂志出增刊发表批判文章、编辑工农兵自然辩证法文集等问题，并希望没有下乡“滚泥巴”、仍留在编辑部工作的同志也应该选择工厂搞“亦工亦研”。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见面，心胸坦荡的于老师又做起自我批评来，自责自己，“过去给人抬过轿子，当过代言人”；他还倡导要写“思想日记”，经常“算算账”，清除“思想里的灰尘”。我们由此不难感受到于老师当时的沉重心境。

于老师的这次会见，居然成为我们四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终结。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科学学研究室主任，《科学学研究》和《科学学译丛》主编。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ingxi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