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定
阅读他已经出版了七卷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关于地租和按劳分配概念的讨论到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有关消费品的研究，几乎每一篇都有追究某个用语或概念的内容。在其他学术著作中，也多见这样的内容。我将围绕于光远先生治学方法中对用语和概念的追究，做一初步的探讨。
追究哪些用语和概念？
“不使用自己没有批判过的语言”是于先生的一句格言。作为格言，它是一种警示，而不一定是现实。如先生所说，“这句格言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是说我已经全部做到了。在事实上免不了有时也使用了自己没有 批判 过的语言。”（于光远等：《导师与研究生的对话》第105页，以下简称《对话》）那么，像先生那样警示自己的人，为什么有时也会使用自己没有批判过的语言呢？一种情况如先生严格要求时所说，是由于在特定的认识阶段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另一种情况先生没有谈——或许因为过于简单——那就是不可能完全实施那句格言。先生作为经济学家当然清楚，在稀缺的认知能力的约束下，人不可能在特定时点上对他习得并使用的语言都再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对哪些用语和概念进行批判性追究，对哪些用语和概念至少暂时置之不顾？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回答是：只有那些进入到科学研究范围的用语和概念才值得批判性追究。但问题是，在特定时点上，特定的研究者将哪些现象和用语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将哪些现象屏蔽在他要进行的科学研究之外？不难理解，这个问题只是上面那个问题的翻版，也就是说，这里的回答并没有真正地回答上面的问题。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选择中是有价值判断的。具体而言，哪些用语和概念值得在当前的研究中追究，哪些用语和概念不值得这样做，研究者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么，于先生的选择取向如何？
从于先生的论著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重视的是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关的语言和概念。第二，他特别重视中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都使用的那些语言。就这点而言，他的学术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第三，他特别重视这样一类用语，即一个用语联结着一套观念，而这套观念又深深地影响着实践活动。他以共产主义一词存在不同含义为例来说明观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如果我们混淆共产主义一词的三个含义，就会发生很多误解，而且这种对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会发生多种不利的影响。”（《对话》第55页）
第四，从理论体系角度看，于先生重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联的语言和概念。这当然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爱有关。于光远就亲口说过：“偏爱难免，偏见不可”。
在对概念做了清楚界定之后，又如何呢？
我注意到，在注重严格界定概念的学者中，对于有歧义的概念，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种处理方式是，对人们在使用一个用语时所赋予的各种涵义加以辨析，然后给出一个“最正确”的定义。所谓正确定义意味着，在此定义之外赋予一个用语的其他涵义，都是错误的。这种做法是将概念如何界定作为理论与现实之间是否适宜性的核心，所以，在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之后，研究工作便告一段落，进一步的作为，并不是保证前面的工作有意义的必要条件。这种处理方式，姑且可以称之为“概念中心”的处理方式。
还有一种处理方式是将概念仅仅看成是形成理论命题（或建构理论模型）的工具，概念的精确界定只是为了说明理论命题或模型中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适宜性不能通过一个概念，而要通过理论命题（或理论模型）的解释力来确认。采用这种处理方式的学者在面对有歧义的概念时，通常只是说明自己是如何使用一个用语或概念就可以了，并不和其他的涵义去争论所谓“对”或者“错”。这种方式注重的是概念界定之后的命题或模型，以及对命题的检验。和“概念中心”的处理方式相对，这种方式可以称作“模型中心”的处理方式。
有了上述划分后，在研读于先生的著作中，我曾自我发问，先生究竟可以归入哪一类？
从著作形式上看，于先生似乎接近第一类，因为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很少看到在追究概念的界定之后，进一步开展对命题的讨论。不过，从其著作的字里行间透视其研究理念时，我又觉得难以把他归入到这一类当中，因为他强调运用清楚的概念来进行进一步的逻辑分析，强调进一步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于先生关于研究工作中的“抓”、“追”、“钻”，有这样一段论述，我认为非常平实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研究理念，他写道：
抓住了就要想开去，想下去，这就是“追”、“钻”两个字的含义了。“想开去”就是去追究和它有关的各种事物，在这个方面发展自己的思想，这是对事物普遍联系这个辨证思想的运用。越是这样想，涉及的方面就越宽广，自己的思想也就愈来愈丰富。“想下去”就是对这个思想进行逻辑推理，使得自己的思想一层一层地深化，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严密，钻到事物的本质里去。（《对话》第64页）
前面讲到，于先生对他所追究的用语和概念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先生对用语和概念的追究背后，其实有一套从行为（行为是受观念影响的）到后果的命题预设，但这些命题预设通常是隐含的，未直接表之于文字层面的。在先生那里，用语和概念实际上是一些隐含命题的映射。
在“不使用自己没有批判过的语言”的思想指导下，先生提出了“每个经济学家要有一部自己的 词典 ”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前一思想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对这一思想加以实施的结果，是形成一些具有个人性的概念和用语。
个人性的概念和用语是清理自己思想时的一个必要工具。不过，于先生之提倡“要有一部自己的词典”，还不仅仅是满足个人认知的需要。他这种看似非常“个人性”的主张，实则是为了交流。他写道：
这部词典可以帮助别的同志了解我的看法。由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同一术语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这样一部词典，可以看作我的一张名片，它是自我介绍的一个形式。（《对话》第56页）
在每个学者都有一部自己的词典的情况下，看起来交流变得麻烦了，但事实上，比起大家混沌地使用概念和语言而全然不自知的状况来，要更加方便。不过，从把科学事业当作一个群体事业的角度来看，这还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在概念清晰、用语明确的前提下，更经济的状态，是大家使用共同的概念和用语。
然而，共同的概念和语言如何形成？不是诉诸权威，而是诉诸经常交流和在一起讨论，那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共同语言的可贵之处就是因为取得共同语言本身不是很容易的，它是经常交往、经常在一起讨论的产物（《对话》第56页）。
那么，和谁交流？于先生在看中和学术界的同人交流的同时，还看中和实际工作者的交流。他希望学术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通过交流形成共同语言。这个希望和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多次讲到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不无联系。他意识到国人的科学素质给这种交流带来的问题，而在科学性上，他是不愿妥协的：
我认为研究工作者要注意与更多的人有共同的语言，特别是与实际工作者有共同语言，而且取得共同语言的途径不是降低科学性，在科学问题上是不应该迁就的。因此，就要通过艰苦的工作来取得共同提高，而这是要付出很多劳动才能见到成效的。（《对话》第57页）
和两个群体——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特别是官员）——的沟通、互动，试图以科学态度为基础形成共同语言，构成了于光远先生学术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的确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光远1979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