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下的“考古学调查”

——长广敏雄《云冈日记》中的文物调查摄影

顾铮

美国学者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罗泰谈海外中国考古学》（张良仁访谈，《东方早报》2013年9月1日）中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里，“日本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在那个时代最好的成果应该是水野清一（Mizuno Seiichi）、长广敏雄（Nagahiro Toshio）合编的云冈石窟的大报告。”

确实，从学术水平上看，或许可以这么认为。但这个步日本侵华后尘而全面展开的云冈石窟调查，却也是与我们的民族屈辱联系在一起的。大同当时为日军所占领，所以日本学者的调查得到了军方的全面支持。这个调查由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实施。调查主持者之一的长广敏雄（1905－1990），在其所著《云冈日记——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王雁卿译，文物出版社，2009）中对于调查有较详细的记载。现摘录与摄影有关部分。

这个调查共分七次，其中本文所据的日记作者长广敏雄以及另外一位调查负责人水野清一（1905－1971）共同主持了四次（1939年、1940－1941年、1942年、1945年）。

在此之前，东京帝国大学的建筑学教研室已经在1902年对云冈石窟进行过调查，但对于佛教美术研究者的长广来说，觉得他们的调查是“简略的，总觉得没有抓住实质”（P2）。他的这个判断可能与从建筑学角度展开的调查要求有所不同有关。在华开设过山本照相馆的山本赞七郎也拍摄过云冈石窟，现在这些照片可以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亚洲摄影资料集成数据库”中有下载。记得鲁迅曾经在日记中记载，他向山本照相馆购买过云冈文物照片。

京都大学的调查任务分成三项内容：实测、揭取拓片、拍照摄影。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实测与揭取拓片相比，摄影所得照片可能是最为有可能令研究者获取对于佛教艺术品整体印象的手段。担任摄影任务的是研究所专属的摄影师羽馆易（？－1986），他在位于奈良的专精佛教文物摄影的老铺“飞鸟园”修习后独立工作。

在长广的日记中，他问道：“那么，第一年在云冈石窟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因为他们的调查方针是“要求彻底地将石窟细部拍照下来，这样的摄影，照明就成了问题”（P31）,而“整个石窟群中摄影师比较容易拍照的是5、6窟、9、10窟、13窟各石窟，其中除第6窟外，其余各窟均可以采用外部射入窟内的光线，比较方便。而第6窟，不仅前面密接的阁楼遮挡了阳光，洞窟内因巨大的塔柱又加深了一层阴影。用火炬光照明也只能勉勉强强确认佛像的样子。摄影师羽馆本来是个神经敏锐的人，做事绝不半途而废，毫无艺术家的风度，是个彻彻底底的技术者。当时的云冈没有任何电源，旧式的摄影闪光照明在巨大的石窟内是毫无用处的。幸好最后总结出用镜子来反射太阳光线，给窟内照明的方式”（P6－7）。

用于把阳光反射进洞窟的镜子要大，所以调查队是向大同的理发店购买理发用镜子。据长广日记记载，开始拍摄时，“由两个助手负责操纵大大小小的镜子，当羽馆易从取景器看着被照明的第6窟的巨佛、菩萨的姿态时，突然大吃一惊，原来佛、菩萨被千年来积存的尘土包裹着，尘土有五六厘米厚。”（P7）因此，“在调查的第一年，羽馆摄影师只能拍摄浑身裹着数厘米厚灰尘的第6窟的诸佛、诸菩萨。因为扫除需要相当的准备工作。这是个很大的教训，于是制定了从第二年开始，至少在脚手架上先对拍照的景物及其四周用扫帚清扫的方针。光是这些就很麻烦，扫下的灰尘像烟雾一样在窟内漂浮，平息下来还需要大约一周的时间。这些时间的花费全在预料之外，摄影天数自然要延长了。”（P8）

在1939年的调查中，长广他们还有机会航空拍摄了大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国家的航空拍摄通常只能是由本国摄影师执行，而由异国人拍摄则经常令人联想到包括空域在内的主权的丧失。他们坐的是日军的联络机，可坐六人。据长广的日记，飞机“在云冈石窟群上盘旋了三圈。摄影师羽馆的超大六六相机非常活跃”（P66－67）。从书中所附照片看，航拍照片的影纹非常清晰。这也许是人类对云冈石窟群实施的第一次航拍。

这种调查最具体的成果是什么？长广认为“云冈调查的最大功绩是五千张以上的感光玻璃板摄影的成果”（P88）。这批玻璃底板现藏于京都大学。这场调查，先是形成了两册研究报告，后在1956年完成了全16卷32册的罗泰所称的“大报告”《云冈石窟：西历五世纪的中国北部佛教窟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东方文化研究所调查 昭和十三年—昭和二十年》。1975年，这个“大报告”还出版了《续补 第十八洞实测图》。他们后来也因此得到了来自日本皇室与新闻文化界的表彰。这批调查报告现已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网上公开。本想在此文中附上一两张在京都大学学术集成网站上公开的云冈调查报告中的影纹细腻的照片，但中国电信反复实施的自作聪明的网址纠错使得我的好意落空。

虽然这场规模浩大的考古学调查为保存中国的文物资料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文化与战争的关系在此中所起作用。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保障，想来这场调查不会这么顺利。

在调查中，被雄伟的云冈所折服的长广在日记中发出了深切的感慨：“云冈，这里有打败人类的东西。”（P83）想来这是一个学者的真诚感慨。是的，再怎么强大的武力与暴力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文化或许总还有机会笑在最后。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